儿童空间的商业化是一种新的全球趋势。在东京、首尔、上海、天津和新加坡等亚洲社会涌现出的商业亲子空间代表了一种新的城市空间形式，反映出私有化和物化的新自由主义空间生产。基于我们的观察，
。在这些空间里孩子可以获取娱乐、零售和课外兴趣班等服务。商业亲子空间属于新型的新自由主义空间生产，在其建构过程中政府扮演着积极的企业家型角色（entrepreneurial role），密集型的育儿方式也对这一商业空间的繁荣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我们的论文试图回答如下问题：商业亲子空间的空间生产中嵌入了哪些权力关系？商业亲子空间如何影响儿童、家庭和社会？我们的论文以上海的亲子商场为例，探讨了儿童空间发展中国家、市场和家庭之间的多元关系，以及儿童空间转型和商业化过程中家庭制度内部的互动。本文节选自论文中有关教育改革、家庭教育和儿童商业空间互动的内容。
尽管我国从1980年代就开始倡导素质教育，鼓励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但语数英等课业成绩作为“智”的代表，一向更被看重。2019年，《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首次提出“五育并举”。在《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中虽然提到了体育课程的考试内容会依据课程标准来制定，但这抵挡不住父母给孩子报体育课外班的热情。家长的这种热情与教育“双减”政策紧密相关。在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政策背景之下，政府对于学科类培训班的开班设置诸多限制，艺术和体育培训班的需求开始激增。
据商业地产类公众号显示，天津等城市的素质教育中心正在雄心勃勃地致力于“改变消费者家庭生活”和“激发以孩童需求为核心的全家型消费”（赢商网，2019）。这些综合体声称为孩子提供高质量的体育、艺术和科技等素质教育培训。据称，我国现在有3000多个素质教育综合体。商业亲子空间，包括亲子商场作为一个商业创新，挽救了正在衰亡的购物中心。政府鼓励商业投资，把空置地盘或者利用率低的商业用地转化为高消费商业业态。在此过程中，过去可供孩子玩乐的城市空间变成商业街和购物商场。政府在其中的角色从管理主义（managerialism）转为企业家主义（entrepreneurialism）。
我国90年代开始了基础教育市场化的改革。在此之前，教育服务的供给被认为是公共部门的责任。当时，儿童通常就读于家附近的公立学校，休闲时间在家附近公共空间玩耍，在少年宫等政府资助的教育机构进行课外活动。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儿童空间的生产不再局限于公共领域。2010年后，亲子空间开始兴起，在这样的空间里，儿童设施，服务和活动都明码标价。以上海某亲子商场为例，里面的亲子业态包括教育（绘画、趣味英语、中国戏曲），娱乐（汤姆熊）和儿童零售（童装等），儿童服务（理发等）和亲子体验（手工制作工作坊、儿童展览等）。我们认为，素质教育很可能加剧了密集型育儿方式。父母是参与儿童商业空间生产的关键因素。
Katz（2008）发现，在发达国家，父母把他们的财力、时间和精力都花在了孩子身上，创造了一个以资本积累和商品化为特征的儿童景观（a spectacle of childhood）。在社会经济背景较高的儿童身上可以看到资本和社会资源的溢出（overabundance）。父母对孩子生活的参与助长了协作式育儿模式（Lareau，2011 ; Karsten，2005）。中产阶级家长尤其热衷于安排有组织的丰富活动，培养孩子的才能和技能。最近的一项美国全国范围的调查显示，密集型育儿已成为跨越社会阶层的理想育儿方式，75%的父母支持协作式育儿模式（Ishizuka，2019）。
在中国也可以看到这样的儿童景观，以及协作式育儿的盛行。我国密集型育儿理念和行为与家庭结构和家庭关系的转变有关。在长达30年的独生子女政策下，城市家庭出生的孩子大多是独生子女。家庭规模的缩小导致更紧密的亲子关系。父母和独生子女之间存在着强烈的代际情感和经济支持（Fong，2004）。家庭规模的缩小也使得父母将他们的资源和期望投入到独生子女身上，从而加速了儿童的景观化。上海社科院的调查结果显示，59.3%的未成年受访者声称自己擅长绘画，三分之一（37.2%）受访者擅长乐器（魏莉莉、裘晓兰，2019），这从侧面反映了家长对于儿童的高投入。很多课外兴趣班课都在商业亲子空间进行。亲子商业空间的打造遵循市场逻辑——目睹父母的焦虑，企业家策划了新型的面向儿童的零售、儿童娱乐和儿童课外活动，并鼓励父母为孩子付费。儿童空间的商业化可能会局限孩子的能动性，加剧阶级不平等：来自中产阶级家庭的儿童更有可能在商业化空间获得社会所需的技能和品味，而来自弱势社会群体的儿童可能被排除在面向儿童的购物中心之外。
在我国主要城市，“付费玩耍”（pay to play）成为了一种常态，而最近基于欧洲的研究发现，儿童更喜欢免费的公共空间（Severcan，2018）。我国也意识到了打造免费的儿童公共空间的重要性。从2016年起，我国把打造儿童友好型城市列为国家发展目标之一。如果当前国家、资本与家庭之间的关系不变，这会影响儿童友好型公共设施的利用率，高度商业化的空间仍会持续流行。
以儿童为导向的商业亲子空间的生成和繁荣反映了教育改革、资本和家庭密集型育儿方式之间的互动。资本是灵活的，它能够迅速适应教育政策的变化，并善于利用家长的焦虑。在一个家庭关系高度依赖消费的社会，日常实践很难在非商业空间进行，我们也很难想象超越消费之外的家庭关系。但我们仍然需要超越消费主义对我们的制约，创造性地去构想有关人类生存、主体性和人类联结的方式。
为什么亲子商业空间主要出现在东亚社会的超大城市（新加坡以华人为主，也属于儒家文化圈），这一点也值得探讨。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父母或许对孩子成为全面发展的人有很高期待，因此他们希望孩子通过学习和教养来实现这一点（Hsu and Wu, 2015；Huang and Gove， 2015）。而儿童商业空间为各种形式的教育和教养提供了空间。此外，这一现象也可能与超大城市人口和建筑的高密度特点有关，这些儿童商业空间所在的城市都位于全球人口最多和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前列。但我们的解释仍然是探索性的，未来的研究可以用更多的证据来回答这个问题。
Shen, Y. & Lu, T. (2022). Between the state, capital, and families: the production of children’s space in urban China, Children’s Geographies, 1-10.
沈洋，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性别研究博士，中国家庭社会学专委会理事。聚焦于从社会性别视角探索公共政策、工作和家庭的联结以及家庭互动。在研主题包括婚育保障政策、生育和育儿中的家庭互动、网络相亲等。在China Quarterly, Policy Studies, Studies in Higher Education，《妇女研究论丛》等国内外知名期刊发表十余篇论文。受邀给《光明日报》、《解放日报》、澎湃新闻等主流媒体供稿。
轮值主编：林晓珊（中共浙江省委党校社会学文化学教研部，家庭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