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识字量达到可以读点书的时候，身边却很难找到可以读的好书。真正遇到经典，却已过了读书的最好年龄，虽说“壮而好学，如日中之光”，虽说“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但毕竟“彼既老，犹悔迟”。
金克木先生说：“中学、小学的底子不好，后来再补就来不及了。教育是不可逆转的。”这句话我甚为认同。翻开曾经读过的书，有的似曾相识，有的完全陌生，但书上又分明有我画线的痕迹，我将其戏称为常读常新。鲁迅先生说，“我自己觉得我的记忆好像被刀刮过了的鱼鳞，有些还留在身体上，有些是掉在水里了，将水一搅，有几片还会翻腾，闪烁”，故记忆一般说来总是零零碎碎的，本文从记忆中抄些与读书有关的事，难免零乱。
高中时，一次数学老师胡春留代语文课，文中有“韬晦”一词，胡老师解释词语的方法很特别，他不照搬词典，而是给我们讲“青梅煮酒论英雄”的故事，听完我知道“韬晦”的意思是“装怂”。“装怂”与“认怂”不同，“装怂”是暂时的，实力强大之后会与对手一决雌雄，刘备就是鲜明的例子。胡老师不仅让我懂得了一个词，还激发了我读小说的兴趣，然后我设法觅得《三国演义》。我读的《三国演义》版本是线装、竖排、繁体，无标点，中间夹着小字，是毛宗岗的评点，那时我的文言水平有限，只好连蒙带猜，囫囵吞枣看完了。
农村夏日纳凉，有趣的娱乐活动就是听书，父亲高兴时会给我们说书，他最擅长说的是《聊斋志异》和《东周列国志》，后来我读到《东周列国志》，因为之前听书的基础，读起来轻松许多。
我高中毕业时还没有恢复高考，那时读书不是为了升学，而是想打发百无聊赖的时光。易中天说：“无聊是不能靠无聊去打发的。用无聊打发无聊，只会更无聊……要做事，又不是非做不可，这事就得有点意思了。”又说，“最有意思的还是读书”。
这么看来，我那时不自觉地在做“最有意思的事”。《聊斋志异》和《东周列国志》给我打下了一定的文言基础，大学时学古汉语、读《左传》就轻松许多，这是意外的收获。
书，当然希望能读懂，但读不懂的却很多。为打发无聊的时光，只能半懂不懂地读鲁迅的书。“毁坏这铁屋的希望”“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这些是大致能懂的。至于阿Q为什么要忌妒王胡的虱子比他捉得多则想不明白，难道虱子捉得多就说明个人清洁卫生习惯好？大学时，学现代文学史，听老师分析鲁迅作品，许多还是读不懂。为了读懂鲁迅，我看作家曹聚仁的《鲁迅评传》，希望能“知人论世”。曹先生是浙江人，与鲁迅交往甚密，他对鲁迅的生平介绍和作品的剖析较为权威。
接着读评论家李长之的《鲁迅批判》，“它是鲁迅研究史上第一部成体系的专著，是唯一经过鲁迅披阅的批评鲁迅的专著，也是迄今在研究鲁迅的学术领域中引文率最高的专著”。李长之对鲁迅作品评价有褒扬，有批评，不为尊者讳，非常难能可贵。
读钱理群先生研究鲁迅的一系列著作，让我对鲁迅有了更多认识，如《现代史》一文，我原先是读不懂的，一个“变戏法”的故事能承载得起“现代史”这个大题目吗？鲁迅自己也承认“写错了题目”，我知道鲁迅说“写错了题目”是当不得真的，但我读不懂是真的。近日得到一本钱理群先生编著的《中国现代文学新讲》，迫不及待翻开查看，才明白这是一篇“现代寓言”，隐喻整个中国现代史就是“变戏法”，目的却是“向大家要钱”。同时阅读李长之、钱理群的书会发现，他们对同一作品的评价有时截然相反，比如小说《在酒楼上》，李长之先生的评价是单调，是失败之作；而钱理群先生说是“复调性”“十分难能可贵”。
我努力从鲁迅的作品中寻求解读的津梁，尤其是各集子的题词、序言、后记。这些阅读对我理解鲁迅的作品有帮助，但有时也反增困惑。比如，“为我自己，为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我希望这野草的死亡与朽腐，火速到来。要不然，我先就未曾生存，这实在比死亡与朽腐更其不幸”。
可见鲁迅是希望自己及其作品速朽的，“不朽”并非鲁迅所愿，那么我们是希望先生速朽呢，还是不朽？
在我还不知道世间有《论语》时，就遇上了“批孔”运动，说他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愚民，后来知道这句话还有另一种断法“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样一来，意思全然不同，由专制、愚民而变为民主、启蒙。杨伯峻的《论语译注》和李泽厚的《论语今读》，都提到了后一种断法。
《论语》的歧解比比皆是，这不奇怪，《论语》是对话（语录）体，对话有情境，有语气，有肢体语言，而我们读到的《论语》只有文字，难以还原情境、语气和肢体语言，故不能全读懂。这就给“新解”“曲解”“误解”提供了空间。专家的评价截然不同，难说对错，这增加了我对文本解读的阿Q精神——专家解得，我解不得？读不懂，便会激发你深入研究；歧解，能促使你择善而从，这正是读不懂的魅力所在。
我不做学问，看书无专攻。我追的书，有的是书店偶遇，喜欢；有的是从别的书上套出来的，即学者陈乐民所说“每一本书好像都是一套索引，引出各种各样的书来”。
20世纪90年代初，我工作的学校附近有个图书市场，不少书店在那里设摊，书可以打折，故常去，偶然看到《负暄琐话》，翻了几篇很是喜欢。“琐话”似“琐”但不啰唆，先生博学而不卖弄，卖弄是“贫儿卖富，把口袋里仅有的几枚银币弄得叮当作响；暴发户摆阔，把古鼎器擦得金光闪亮”，而张中行先生是满口袋的银币，偶一弯腰，不小心便掉出几枚。读“琐话”，认识许多人，了解许多事，然后便追到《顺生论》《流年碎影》《禅外说禅》。
在书店偶遇的还有王了一（王力）先生，他的《龙虫并雕斋琐语》，所写全是琐事：姓名、辣椒、劝菜、溜达、请客、寄信、手杖……而王力先生与张中行先生的风格完全不同，用王力先生自己的话说，“有时候，好像是洋装书给我一点儿烟士披里纯，我也就欧化几句；有时候，又好像是线装书唤起我少年时代的《幼学琼林》和《龙文鞭影》的回忆，我也就来几句四六，掉一掉书袋”。先生文章，涉笔成趣。可惜，这类文章不多。
金克木先生的《文化卮言》，是从季羡林先生的《朗润琐言》中套出来的。书中许多文章我看不懂，但喜欢他的“胡思乱想”。他说，“我已无力读书作文，但还免不了胡思乱想”。金克木先生的文章，从思想到语言都闪耀着时代光芒，散发着现代气息。
陈乐民先生的书是这样套出来的：先看到资中筠先生的《斗室中的天下》，喜欢，便追到了《资中筠自选集》，然后知道了陈乐民先生，最先购得的是《过眼小辑》，然后是《启蒙札记》，其女儿陈丰说“父亲生命的最后这两年里最关注的是民族的启蒙”，有负先生苦心，我读后仍“蒙”而未“启”，最喜欢的倒是《一脉文心》，陈先生的书法和绘画功力深厚，看着就有美的享受。
我读书多半是为了休闲，或美其名曰“追求精神享受”。当然，既为教师，也要为教而读。
陈鹤琴先生的《家庭教育》一书，用丰富的案例系统而细致地谈了家庭教育（儿童教育）的原则和方法。这不仅是教师必读的书，也应该是每个家长必读的书。苏霍姆林斯基的《给教师的建议》令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谈阅读的重要：“学生学习越感到困难，他在脑力劳动中遇到的困难越多，他就越需要阅读；正像敏感度差的照相底片需要较长时间的曝光一样，学习成绩差的学生的头脑也需要科学知识之光给以更鲜明、更长久的照耀。不要靠补课，也不要靠没完没了的‘拉一把’，而需要靠阅读、阅读、再阅读——正是这一点在‘学习困难’的学生脑力劳动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大学时学过的语法、修辞、逻辑等，到了中学课堂似乎不够用，或者说学难致用，就得补课。让我受益最大的是朱光潜先生的《谈美》和启功先生的《汉语现象论丛》。美学，我觉得非常抽象，甚至有点玄虚，朱光潜先生的《谈美》以形象的例子谈抽象的理论，于是“玄虚”变得具体起来。我教文言文常被语法、虚词困扰，读启功先生的书恍然大悟。启功先生说：“小孩游戏，有套圈一项。如果用小竹圈套小老鼠，自然没问题，如套大熊猫，就非换大圈不可了，何况汉语研究，又非套圈游戏呢！”意思是“葛郎玛”的圈，套不上汉语这个“熊猫”；又说：“虚字无定性、无确解、无专业用途。”想起我当年读《三国演义》和《东周列国志》的情境，那时没人给我讲语法和虚词，完全根据语境猜，再想到我国第一部汉语语法书出现前，古人学习文言文肯定是不讲语法的，于是在教学中不再纠缠于语法和虚词，尝试让学生“猜”词，自主进行解读。
文本解读是语文教师最重要的能力之一。大学时看《唐诗鉴赏词典》，只为懂得某首诗，后来既看也查，既名为“词典”，初衷可能就是备查的。施蛰存先生的《唐诗百话》则不同，施蛰存先生以唐诗发展史为纲选篇，从初唐到晚唐，各段结束有一篇“余话”，展示了唐诗发展的脉络。对作品的分析，不一味说好，比如他认为高适的《燕歌行》主题思想不一贯，句法结构支离散漫，不能作为高适的代表作等。
陈乐民先生说：“‘看’书每不入脑，可能留下些印象；常是‘看’了便忘，却不会了无痕迹，‘痕迹’多了，脑子即非空白。终于不会‘书是书、人是人’‘读’书则要认真，要入脑；也会忘，但在意识里存留下来，说不定在什么时候，或者在需要的时候，藏在意识里的星星点点就会自然而然地跳出来。”教师所读之书在教学“需要的时候”就会“自然而然地跳出来”转化为教学资源。高中“整本书阅读与研讨”怎么指导？我脑中跳出了所读与《红楼梦》相关的书：《红楼医话》，作者汪佩琴是一个酷爱《红楼梦》的中医，她的研究视角非常独特；王昆仑的《〈红楼梦〉人物论》既对单个人物分析，如《花袭人论》，还将人物作分类分析，如《大观园中的遁世者》《贾府的太太奶奶们》；刘再复的《红楼梦悟》，有感而发，篇幅短小，而他的《红楼哲学笔记》则以哲学的视角看《红楼梦》……这些都可以用作启发学生整本书阅读、研讨的角度。
读书，苦于常忘，我自嘲犹竹篮打水，不过，竹篮打水，虽说一场空，常打，干枯的竹片可得活水的滋润，满身的灰尘也可被洗去些许。
（谢嗣极，江苏省南京外国语学校教师，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江苏省语文特级教师。从事语文教学30余年，倡导“自由读书，独立思考”。编著的校本教材《读闲书》获江苏省首届优秀校本课程开发方案一等奖，参与主编专著《诗化的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