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9日，电影《催眠大师》一上映，马春树就去电影院看了，感觉是“还不错，但有点落伍”。“催眠师拿着怀表，在病人眼前晃来晃去，已经是100多年前的催眠方法了。”
尽管公众对催眠很感兴趣，影视节目中对催眠的渲染也很多。但作为催眠师，马春树并不买账，因为“人们对催眠有严重的误解”。更让他沉重的是，在如今这个信息泛滥、诱惑众多的社会里，很多人一方面无法调节自己的身心，一方面又对催眠等心理治疗方法怀有偏见，只能让自己被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困扰，有人还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马春树对催眠的兴趣由来已久，上大学时他就看过这方面的书，但不怎么懂。2005年在美国爱荷华大学做博士后研究期间，他参加了一次心理学大会。场上对催眠的热烈讨论，燃起了他的兴趣。“当时，我在做抑郁症研究。一个女孩因为失恋抑郁了，需要吃药治疗。而催眠，不用药物，就能解决恐惧、焦虑、抑郁，实在太厉害了。”
为此，他开始挨个了解美国从事催眠研究培训的机构。一圈下来，他最终把目光锁定了美国催眠促进学院（HMI）。HMI有40多年的历史，是美国最大并受联邦政府认可的催眠大学，有几千名毕业生在世界各地工作。
那时，马春树在爱荷华，而HMI在洛杉矶，于是，他先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重新找了个职位，后来干脆辞掉博士后的研究工作，到HMI学催眠。
当他把这个决定告诉家人朋友时，大家竟然都很支持。马春树说自己天生就善于和人沟通，“不仅我的师妹有了不开心的事会打电话找我开解，连师妹的师妹都会找我。”有一次，他的姐姐想请个保姆照顾母亲，但怎么劝，母亲都不听。马春树回国探亲时陪母亲出去溜达了一圈，就痛快地说服了她。
就这样，马春树进入了HMI。HMI的教学分5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催眠基础技术，第二阶段是各种催眠技术，第三阶段是针对不同症状的催眠，第四阶段是观摩100小时的催眠治疗视频，第五阶段是催眠治疗实践，共一年时间。
在美国，催眠已经被人们普遍认可和接受了。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都有催眠研究所，催眠成了学术前沿的重头戏。2008年底在美国召开的世界快速心理治疗大会上，催眠治疗占了大会一半以上的分量。
但相比之下，中国的心理学在理论研究方面很强，但在应用上差距还很大。而催眠作为应用心理学的重要技术远没有被正确看待，也没有什么师资力量，几乎是一片空白。2009年5月，学成之后的马春树怀着一个梦想回国了，“我希望把美国完善的培训体系带回国内，不但能给人们催眠，也能推动催眠师这个职业的发展。”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张彤玲教授从事催眠研究几十年了，得知他回国非常高兴，“你能回来太好了。我是自己看书悟出来的，但让我教，真不知道怎么教。”马春树的博士生导师也热情地推荐他去北大精神卫生中心，他拒绝了，自己开了一个工作室。“我不想回到体制内，加上催眠又是个很敏感的事，肯定会受到各种各样的束缚。相比而言，到社会上推广比较方便。”
刚回国时，来找马春树的人很少，他就和几个同样留学回来也对催眠感兴趣的朋友喝茶聊天。有人来，他就解答人家的问题；没人来，就那么一天天地待着。有人看不过去了，问他怎么不出去给自己宣传宣传，他答：“我是个坐商。”那人笑着回应：“你都坐出内伤来了。”
第一个找马春树做催眠治疗的人，是朋友介绍的。即便现在，他的心理医生朋友们也常会把自己看不好的病人介绍给他。
有个14岁初中生，因为在学校跟同学发生冲突，不想上学了。父母带孩子到精神病院，诊断是有上学障碍、情绪控制困难，在家休学一年。第一次来马春树这里，这个孩子非但不同意做催眠，也不和马春树说话，甚至连名字都不告诉他。最后，妈妈说要自己做催眠给他看。在导入催眠的过程中，这位妈妈很激动，话语很快，还流下了泪，“一想到孩子不上学就很难过、焦虑。”马春树帮她去除焦虑。再次导入时，她说话速度慢了下来，也有笑容了，旁边的孩子则握住了妈妈的手。“第二次见面时，孩子主动和我沟通，也同意做催眠。经过几次治疗，他就愿意去上学了。后来，他考上一所很好的高中，和同学相处得也不错。”马春树说，这个案例最能触动他，“一方面，我感觉很沉重；另一方面，我很有成就感，因为帮一个孩子就是帮助一个家庭。”
在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采访马春树时，他刚完成在深圳举办的催眠培训班。马春树说自己现在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培训学员上，“我一个人是一手一眼。如果我教一千个人，那就是千手千眼。”
推广催眠并不容易，曾有学员埋怨他讲课太理性，一点都不有趣；还有电视台的人找他合作，想让他在电视上演示催眠，但对于电视上娱乐式的催眠表演，他非常反感。“把人变得像一块钢板，上去踩一踩，这不是催眠，这种愚民式的表演是很负面的。”对于影视剧中把催眠用于破案，他也要解释一番：“虽然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找线索，但被催眠之后的人就不能作为证人了。这在美国叫‘被污染的证据’，很可能会制造冤假错案，是被禁止的。”但说到如今催眠培训市场的乱象他却很淡定，“有学员告诉我，有的老师带着学员围成一圈，点着蜡烛招魂。其实，这也是市场化的结果。有什么样的需求，就有什么样的产品。可我担心如果总这么乱，催眠可能就会被取缔。”
从辞掉博士后，到回国下海；从开工作室，到与卫生部合作项目；从批判催眠乱象，到在心理学大会上演示催眠技术，马春树希望自己能为催眠正名。在很多人眼中，催眠是一种既玄又炫的东西，更像是一种魔术或把戏，根本和科学无关。“我会告诉人们：催眠师就是一种技术工作，就像足疗师、按摩师一样，别无玄妙。”
马春树：我们不是用一个方式，而是用一整套流程催眠。从这个人进屋到离开，我说的每句话、每个动作，都是设计好的，像组合拳一样。如果这招对他不起作用，我接下来还有其它招数。
马春树：首先，病人一进来，我引领他坐到相应位置，和他谈论一下他的目标。在这个过程中，我要判断他接受信息的方式，是以左脑为主（重理性）、还是以右脑为主（重感性）。确定目标以后，我给他介绍催眠，同时观察他的反应，比如他是否看我，身体僵硬的程度，手会不会抖等。然后，我就对他有了比较明确的把握，比如他是什么样的人，遇到问题会有什么样的表现。接下来再把他引导到催眠的状态当中，并一步步深化这个状态。在这个过程中，我会调整他的信息接收方式、反应方式，调整也是温和而微妙的。
马春树：是清醒的，他可以自控，我们也可以互动交流。这是一种似睡非睡的意识恍惚状态，是一种深度放松，就像白日做梦或冥想一样，会让你对自己身体和情绪的反应十分敏感。催眠其实就是一个放松并调整潜意识的过程。
马春树：有两类人，一类是10—18岁的孩子，他们接受新鲜事物能力强，头脑单纯。另一类是外企高管、企业家，他们的意志力、注意力很专注，执行力很好。但也有些人防卫心理很强，因此催眠过程会比较长。
马春树：没有人能控制你的思想，除非你允许他这么做。在催眠的过程中催眠师会给你暗示，如果你认可，就允许自己的潜意识接受；如果你听到一个不喜欢的暗示，可以拒绝它。实际的催眠中，催眠师与被催眠者之间是一种平等、信任的关系。
马春树：要当好催眠师，必须精通催眠的技术，严格遵守催眠师的准则和操作规范，包括说话声音的语调、音量，空间距离感等等，所有的加在一起就是技术，而且是重要技术。我认为职业道德就是把工作、技术做到极致，而不是说你有多大的爱心。
环球人物杂志：最近，不断有新闻爆出有人因抑郁自杀，为什么现在的人会压力这么大？
马春树：现在，我们信息接收的量是以前的成百上千倍，但人脑能处理信息的水平并没有成百上千倍地增长。我们的心理跟不上外面的变化，压力、焦虑就是从这来的。比如说你一天能处理1000个信息单元，但一上午就用了800个，到了下午，信息处理能力已经被用光，下午两点以后你可能会记不住事，做不好事，开始抓狂。在现代社会，这是一种普遍性的焦虑。
马春树：首先提升我们的信息处理能力，其次是加快速度。更重要的，是要加“防火墙”，通过这个过滤系统把没用的信息、负面的情绪屏蔽、筛选掉。
环球人物杂志：有时我们明知那些信息是没用的，那些诱惑是有害的，还是会屈服。为什么？
马春树：注意力涣散的人容易向诱惑屈服。当人很认真地做一件事情或做决定的时候，会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为什么这样决定。但很多时候，意识也会向潜意识屈服。比如，你随手点开一个视频、翻看微博、浏览朋友圈时，并没有明确的目标，只是跟从了潜意识的感觉：“再点开一个，可能有更好玩的东西。”这时，冲动的反应就会主导你的行为。所以，一个心不在焉的人更容易购买被人推销的产品，更容易染上网瘾等不良习惯，也更容易产生焦虑、抑郁、失眠等神经症。
环球人物杂志：还有很多人，不愿意把不良情绪表现出来，特别克制自己，这是否也是造成心理压力的原因？
马春树：所有情绪本来都是正常反应，包括生气、愤怒。什么时候它会变得不良？第一，你把它压抑起来；第二，持续时间太长。其实，人的情绪就像天气会有变化一样，有晴天，有阴天，有阳光，有乌云，这都是正常的。
马春树：幸福感来自意识和潜意识结合的程度，换句话说，身心结合程度越高，幸福感越强。什么人身心结合程度比较高呢？一是经常做身心训练的人，比如禅修、冥想；二是热爱艺术的人，跳跳舞唱唱歌，可能没太多钱，但这样的人幸福感很强。
马春树，1969年生。北京大学医学博士，美国爱荷华大学心理学博士后、加州大学神经科学博士后，美国催眠学院专业催眠治疗师，海普诺斯催眠中心主任。
4月29日，电影《催眠大师》一上映，马春树就去电影院看了，感觉是“还不错，但有点落伍”。“催眠师拿着怀表，在病人眼前晃来晃去，已经是100多年前的催眠方法了。”
尽管公众对催眠很感兴趣，影视节目中对催眠的渲染也很多。但作为催眠师，马春树并不买账，因为“人们对催眠有严重的误解”。更让他沉重的是，在如今这个信息泛滥、诱惑众多的社会里，很多人一方面无法调节自己的身心，一方面又对催眠等心理治疗方法怀有偏见，只能让自己被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困扰，有人还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马春树对催眠的兴趣由来已久，上大学时他就看过这方面的书，但不怎么懂。2005年在美国爱荷华大学做博士后研究期间，他参加了一次心理学大会。场上对催眠的热烈讨论，燃起了他的兴趣。“当时，我在做抑郁症研究。一个女孩因为失恋抑郁了，需要吃药治疗。而催眠，不用药物，就能解决恐惧、焦虑、抑郁，实在太厉害了。”
为此，他开始挨个了解美国从事催眠研究培训的机构。一圈下来，他最终把目光锁定了美国催眠促进学院（HMI）。HMI有40多年的历史，是美国最大并受联邦政府认可的催眠大学，有几千名毕业生在世界各地工作。
那时，马春树在爱荷华，而HMI在洛杉矶，于是，他先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重新找了个职位，后来干脆辞掉博士后的研究工作，到HMI学催眠。
当他把这个决定告诉家人朋友时，大家竟然都很支持。马春树说自己天生就善于和人沟通，“不仅我的师妹有了不开心的事会打电话找我开解，连师妹的师妹都会找我。”有一次，他的姐姐想请个保姆照顾母亲，但怎么劝，母亲都不听。马春树回国探亲时陪母亲出去溜达了一圈，就痛快地说服了她。
就这样，马春树进入了HMI。HMI的教学分5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催眠基础技术，第二阶段是各种催眠技术，第三阶段是针对不同症状的催眠，第四阶段是观摩100小时的催眠治疗视频，第五阶段是催眠治疗实践，共一年时间。
在美国，催眠已经被人们普遍认可和接受了。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都有催眠研究所，催眠成了学术前沿的重头戏。2008年底在美国召开的世界快速心理治疗大会上，催眠治疗占了大会一半以上的分量。
但相比之下，中国的心理学在理论研究方面很强，但在应用上差距还很大。而催眠作为应用心理学的重要技术远没有被正确看待，也没有什么师资力量，几乎是一片空白。2009年5月，学成之后的马春树怀着一个梦想回国了，“我希望把美国完善的培训体系带回国内，不但能给人们催眠，也能推动催眠师这个职业的发展。”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张彤玲教授从事催眠研究几十年了，得知他回国非常高兴，“你能回来太好了。我是自己看书悟出来的，但让我教，真不知道怎么教。”马春树的博士生导师也热情地推荐他去北大精神卫生中心，他拒绝了，自己开了一个工作室。“我不想回到体制内，加上催眠又是个很敏感的事，肯定会受到各种各样的束缚。相比而言，到社会上推广比较方便。”
刚回国时，来找马春树的人很少，他就和几个同样留学回来也对催眠感兴趣的朋友喝茶聊天。有人来，他就解答人家的问题；没人来，就那么一天天地待着。有人看不过去了，问他怎么不出去给自己宣传宣传，他答：“我是个坐商。”那人笑着回应：“你都坐出内伤来了。”
第一个找马春树做催眠治疗的人，是朋友介绍的。即便现在，他的心理医生朋友们也常会把自己看不好的病人介绍给他。
有个14岁初中生，因为在学校跟同学发生冲突，不想上学了。父母带孩子到精神病院，诊断是有上学障碍、情绪控制困难，在家休学一年。第一次来马春树这里，这个孩子非但不同意做催眠，也不和马春树说话，甚至连名字都不告诉他。最后，妈妈说要自己做催眠给他看。在导入催眠的过程中，这位妈妈很激动，话语很快，还流下了泪，“一想到孩子不上学就很难过、焦虑。”马春树帮她去除焦虑。再次导入时，她说话速度慢了下来，也有笑容了，旁边的孩子则握住了妈妈的手。“第二次见面时，孩子主动和我沟通，也同意做催眠。经过几次治疗，他就愿意去上学了。后来，他考上一所很好的高中，和同学相处得也不错。”马春树说，这个案例最能触动他，“一方面，我感觉很沉重；另一方面，我很有成就感，因为帮一个孩子就是帮助一个家庭。”
在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采访马春树时，他刚完成在深圳举办的催眠培训班。马春树说自己现在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培训学员上，“我一个人是一手一眼。如果我教一千个人，那就是千手千眼。”
推广催眠并不容易，曾有学员埋怨他讲课太理性，一点都不有趣；还有电视台的人找他合作，想让他在电视上演示催眠，但对于电视上娱乐式的催眠表演，他非常反感。“把人变得像一块钢板，上去踩一踩，这不是催眠，这种愚民式的表演是很负面的。”对于影视剧中把催眠用于破案，他也要解释一番：“虽然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找线索，但被催眠之后的人就不能作为证人了。这在美国叫‘被污染的证据’，很可能会制造冤假错案，是被禁止的。”但说到如今催眠培训市场的乱象他却很淡定，“有学员告诉我，有的老师带着学员围成一圈，点着蜡烛招魂。其实，这也是市场化的结果。有什么样的需求，就有什么样的产品。可我担心如果总这么乱，催眠可能就会被取缔。”
从辞掉博士后，到回国下海；从开工作室，到与卫生部合作项目；从批判催眠乱象，到在心理学大会上演示催眠技术，马春树希望自己能为催眠正名。在很多人眼中，催眠是一种既玄又炫的东西，更像是一种魔术或把戏，根本和科学无关。“我会告诉人们：催眠师就是一种技术工作，就像足疗师、按摩师一样，别无玄妙。”
马春树：我们不是用一个方式，而是用一整套流程催眠。从这个人进屋到离开，我说的每句话、每个动作，都是设计好的，像组合拳一样。如果这招对他不起作用，我接下来还有其它招数。
马春树：首先，病人一进来，我引领他坐到相应位置，和他谈论一下他的目标。在这个过程中，我要判断他接受信息的方式，是以左脑为主（重理性）、还是以右脑为主（重感性）。确定目标以后，我给他介绍催眠，同时观察他的反应，比如他是否看我，身体僵硬的程度，手会不会抖等。然后，我就对他有了比较明确的把握，比如他是什么样的人，遇到问题会有什么样的表现。接下来再把他引导到催眠的状态当中，并一步步深化这个状态。在这个过程中，我会调整他的信息接收方式、反应方式，调整也是温和而微妙的。
马春树：是清醒的，他可以自控，我们也可以互动交流。这是一种似睡非睡的意识恍惚状态，是一种深度放松，就像白日做梦或冥想一样，会让你对自己身体和情绪的反应十分敏感。催眠其实就是一个放松并调整潜意识的过程。
马春树：有两类人，一类是10—18岁的孩子，他们接受新鲜事物能力强，头脑单纯。另一类是外企高管、企业家，他们的意志力、注意力很专注，执行力很好。但也有些人防卫心理很强，因此催眠过程会比较长。
马春树：没有人能控制你的思想，除非你允许他这么做。在催眠的过程中催眠师会给你暗示，如果你认可，就允许自己的潜意识接受；如果你听到一个不喜欢的暗示，可以拒绝它。实际的催眠中，催眠师与被催眠者之间是一种平等、信任的关系。
马春树：要当好催眠师，必须精通催眠的技术，严格遵守催眠师的准则和操作规范，包括说话声音的语调、音量，空间距离感等等，所有的加在一起就是技术，而且是重要技术。我认为职业道德就是把工作、技术做到极致，而不是说你有多大的爱心。
环球人物杂志：最近，不断有新闻爆出有人因抑郁自杀，为什么现在的人会压力这么大？
马春树：现在，我们信息接收的量是以前的成百上千倍，但人脑能处理信息的水平并没有成百上千倍地增长。我们的心理跟不上外面的变化，压力、焦虑就是从这来的。比如说你一天能处理1000个信息单元，但一上午就用了800个，到了下午，信息处理能力已经被用光，下午两点以后你可能会记不住事，做不好事，开始抓狂。在现代社会，这是一种普遍性的焦虑。
马春树：首先提升我们的信息处理能力，其次是加快速度。更重要的，是要加“防火墙”，通过这个过滤系统把没用的信息、负面的情绪屏蔽、筛选掉。
环球人物杂志：有时我们明知那些信息是没用的，那些诱惑是有害的，还是会屈服。为什么？
马春树：注意力涣散的人容易向诱惑屈服。当人很认真地做一件事情或做决定的时候，会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为什么这样决定。但很多时候，意识也会向潜意识屈服。比如，你随手点开一个视频、翻看微博、浏览朋友圈时，并没有明确的目标，只是跟从了潜意识的感觉：“再点开一个，可能有更好玩的东西。”这时，冲动的反应就会主导你的行为。所以，一个心不在焉的人更容易购买被人推销的产品，更容易染上网瘾等不良习惯，也更容易产生焦虑、抑郁、失眠等神经症。
环球人物杂志：还有很多人，不愿意把不良情绪表现出来，特别克制自己，这是否也是造成心理压力的原因？
马春树：所有情绪本来都是正常反应，包括生气、愤怒。什么时候它会变得不良？第一，你把它压抑起来；第二，持续时间太长。其实，人的情绪就像天气会有变化一样，有晴天，有阴天，有阳光，有乌云，这都是正常的。
马春树：幸福感来自意识和潜意识结合的程度，换句话说，身心结合程度越高，幸福感越强。什么人身心结合程度比较高呢？一是经常做身心训练的人，比如禅修、冥想；二是热爱艺术的人，跳跳舞唱唱歌，可能没太多钱，但这样的人幸福感很强。
马春树，1969年生。北京大学医学博士，美国爱荷华大学心理学博士后、加州大学神经科学博士后，美国催眠学院专业催眠治疗师，海普诺斯催眠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