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份原始的干部档案、厚厚一沓泛黄的家书、几十张老照片，戴其润将一家三代人的历史娓娓道来。戴家三代人连接起来的故事和透露出的品格，堪称，让人动容。
——有曾祖父加入李鸿章的盛军，参加甲午战争，战败后痛心疾首，发誓子子孙孙与侵略者不共戴天；
——有祖父由彭真介绍入党，赴延安、打日本，以身许革命来尽孝道，为国家和民族奉献了一生；
两个甲子的轮回，一门英杰的身后，有着怎样可歌可泣的精神品格？为了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百姓幸福，大时代下的普通人，又有着怎样跌宕起伏、感人肺腑的故事？记者来到河北沧州青县，寻访起120多年来的家族故事，也试着为这些问题寻找答案。
“我父名重泰，字春和，祖籍河北青县，家贫，幼失父母，随长兄在农村出卖劳力为生。为谋生，应募当兵，参加甲午中日朝鲜战争，平壤战败，全军溃散。目睹封建专制下的统兵将帅，腐朽无能，失地辱国，涂炭生灵，满腔义愤，无能为力，只得返回不愿回的家乡，再过挑脚贩盐与人雇工的艰苦生活……国民革命军北伐，他表示同情，热烈拥护，并促使我参加进去尽一份力量。从此，对我的一切革命活动，尤其密去延安的行动，他满心喜悦而又大义凛然，对我进行忠孝不能两全的教育。每一想起当时情景，不觉眼湿心酸。”
——戴其润小心翼翼地翻开一张泛黄的信纸，介绍说：“这是1978年，祖父戴元毅追忆曾祖父戴重泰的文章，勾勒出曾祖父抗击侵略、支持革命、晓畅民族大义的甲午老兵形象。”
戴重泰，生于晚清，后参加了李鸿章的淮军主力盛军。1894年，戴重泰所在盛军出国参加了甲午平壤大战。然而，这场战役因为清政府的无能和统兵将帅的腐败畏敌而惨败。戴重泰痛心疾首，当身负重伤的他与残存的兄弟们回国渡过鸭绿江时，他们在鸭绿江长堤面北痛哭，长跪不起。戴重泰更是挥拳怒吼：“此仇定报！我辈不能，儿孙继之！”
在以后近半年的战事中，辽东、辽南也都相继沦陷，清军全面溃散。戴重泰所在的队伍也被打散了。而《马关条约》的签订，使戴重泰对丧权辱国的清政府彻底失望。
看来，报仇雪恨的希望是没办法寄托于清政府了。为了等到“儿孙继之”的那一天，他一路打工乞讨，回到了不愿回的老家——沧州青县王福庄，隐忍地过起了种地扛活、挑脚贩盐的贫苦生活。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沦陷。那里曾是戴重泰与日寇血战过的沙场，而今日本故伎重演。消息传来，戴重泰茶饭难进。1933年6月，冯玉祥、吉鸿昌打起察哈尔抗日同盟的大旗，儿子戴元毅投身到抗日前线，戴重泰欣喜万分。
1937年春，戴元毅奉党组织之命去延安前，回家安顿老小。戴重泰明白儿子心存挂碍，教育戴元毅忠孝不能两全，“救国救民是大事，几多老幼无须怜。盼得穷人翻身日，死在九泉也心甘”，大义凛然地将其送上了战场。戴重泰倚檐西望，儿去远，一别再难见。
戴其润感慨，曾祖父只有我祖父一个儿子，也曾体会过日本侵略者的狰狞凶狠，悉知战争的惨烈血腥，他明白这一走很大程度上意味着捐躯……“家破人亡，危在旦夕，但只有家破，才能使国之不亡啊！这就是一名甲午老兵、一个中国农民、一位普通父亲，在国难当头之时，作出的不二选择。”
一直到1944年，离家7年的戴元毅仍杳无音讯，生死未卜。76岁的戴重泰终究没看到儿子回家的那一天，他明白儿子很可能已到了另一个世界。戴其润说，“老人家临终时紧攥着他孙儿，也就是我父亲的手，叮嘱道：嘉樾呀，你跟日本鬼子有杀父之仇哇，你一定要给我接着去打小日本啊！”
“儿只有努力革命事业，把孝于双亲的意愿，扩大到全国全世界人民身上，来尽人子的孝道”
来苏区后——我是今年四月入抗大十二队学习。抗大毕业后，于八月初又来本校学习。”
——“这是祖父戴元毅于1937年10月在延安中央党校十班学习时写的《自传》”，翻开原中组部编号为五一〇五号的干部档案，戴其润一字一句地念起这尘封了70多年的《自传》。
“祖父戴元毅抵达延安后的10年间，家人再也没有了他的音讯。”戴其润说，直到1946年秋，一封由“延安戴缄”的家书，辗转到了敌占区的、祖父已离去10年的家。
戴元毅还活着？！手持家书，伴着10年积累的绝望和此刻的喜悦，全家人闭上大门、抱在一起放声痛哭。这岂止是“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啊！是10年的烽火连天啊！
如今，读起这封被藏在戴家老房子西厢房上柳木柁中而保存完好的家信，仍感人至深：
儿离家已将十年……当儿每次拿起笔来要写家信的时候，总是手颤心酸写不成字。儿希望七八十岁的双亲依然健康存在。儿以身许革命，不能侍奉双亲，养老送终。……儿只有努力革命事业，全心全意给劳苦人民服务，使得全中国全世界被压迫被剥削的工人农民早日得到翻身，把孝于双亲的忠诚意愿，扩大到全国全世界人民身上，这样来报答父母养育之恩，来尽人子的孝道。”
此间感情和胸襟，堪比《与妻书》中之“以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其不同的是，写信人林觉民不久即就义，而戴元毅却早已失去了收信人父亲。
跟随党中央，戴元毅先后担任中组部行政处、秘书处副处长、国家纺织工业部行政处处长、中央人民监察委员会高级监察专员等职，1954年病休离开了工作岗位。退居二线的他还一直发挥余热，年老未敢忘忧国。
“文革”中，专案人员想从他身上取得彭真、安子文等同志的“罪证”，面对恐诱胁迫，他刚直不阿，实事求是，敢于坚持原则，表现了一个老员的高风亮节。
跟着走，这条道亮。在1964年7月20日《示孙女淑敏》的一封信中，戴元毅要求子孙们铭记践行“党的利益，就是自己的利益，就是我家的利益，没有党我家是不存在的，我家的利益是同党的利益一致的”。他这句发自肺腑的家训，彰显了一名员的信仰和信心，深刻影响了戴家后人。
“我父亲戴嘉樾，牢记曾祖父临终的重托，1948年投身革命。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他担任了公社书记近20年，并始终遵循着‘党的利益，就是自己的利益’的家训，风里来、雨里去，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戴其润说。
三年经济困难初期，戴嘉樾一家在冬季下放到陈缺屯村，此时生产队已完成全年分配，他们只得靠每人每天6两供给粮过活。一家人饿得面黄肌瘦乃至浮肿之时，“七队王队长专门召开队委会和社员大会，决定从生产队库存的饲料粮中，提取70斤黑豆暂借给我家，以度荒保命”，戴其润回忆。“然而，父亲作为公社书记，意识到不能带头违反‘严禁挪用、借用生产队饲料粮’的规定，几次三番将送来的黑豆又扛了回去，使已经开始浮肿的他，一次次累得头昏眼花。”
“作为员，他心中有道防线，不该做的事情绝对不做，哪怕付出生命的代价。”青县原县长、沧州师专原党委书记沈玉洲感叹。
第一句是他入党后，父亲叮嘱：“切记，咱是‘志愿加入中国’的。”父亲教导他：志愿，志愿，是自愿的志向与愿望，是自己人生的神圣选择。人言乃为信，无信即非人。无愧于党，首先要无愧于己、无愧于人！
第二句是“咱绝不能当四只胳膊的村干部”。戴其润回忆，从1971年3月18日，他入党进村支部任副书记兼民兵连长后，父亲就对他提出了不当“四只胳膊干部”的要求，告诫他不能脱离劳动、脱离群众，要当好“泥腿子干部”。
第三句是“要一张白纸去履职”。戴其润说，1974年他被选拔到陈缺屯公社任党委副书记，“因父亲在此地工作过10多年，经历了不堪回首的‘文革’，到曾批斗过父亲的地方任职，我唯恐不超脱。”然而，戴嘉樾听说后却对儿子说：“你所知道的‘文革’中的一切，要全部忘记！要一张白纸去履职。陈缺屯的老少爷们对咱家，只有恩，没有怨。要记住，你是报恩去的！”
2010年，戴嘉樾走完了他的一生。去世时，光是乡亲们为其悼念的挽联，在王福庄就足足悬挂了三面墙。人们歌颂和缅怀戴嘉樾，也赞扬戴氏满门英杰。
“戴家三代人，不断在传承舍小家为大家、努力奉献的崇高精神信仰，且一代一代在升华”，沈玉洲说，“戴重泰不怕流血牺牲、为民族大义而反抗侵略；戴元毅不光打日本，还建设祖国、为人民服务；戴嘉樾则一辈子耕耘基层、勤勤恳恳、做人民的孺子牛。”
家是最小国，国是最大家。“每个家庭都弘扬自己的家教、家风，每个家族都有家国情怀的传承，自尊自信、自立自强，那国家就强，党风、国风就正”，沈玉洲动情地说，和平来之不易，幸福生活来之不易，这些精神是中国人的脊梁，世世代代都不能忘，也忘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