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西洋》月刊网站近日刊发题为《为人父母永无止境的新时代》的文章，作者是费思·希尔。全文摘编如下：
如果你是几十年前的一名美国大学生，你很可能会有一种半定期的仪式：费劲走到最近的校园付费电话，投几枚硬币，给父母打个电话。在我撰写本文时，这个画面不断闪现。州立韦伯大学历史学家苏珊·马特回忆说，她每周会去学生休息室打一次电话，但她的父母不想总接到她的电话。美国天普大学心理学家劳伦斯·斯坦伯格记得会每周日下午打一通“10分钟的敷衍电话”。他告诉我：“要是我一天跟父母联系五次，那可太奇怪了。”
现在，斯坦伯格是一名教授，他的学生似乎一直都会跟父母保持联系。他说，学生们甚至开玩笑说，在期末考试期间必须关掉手机，因为家人总是打断他们学习。
皮尤研究中心去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孩子年龄在18岁至34岁之间的受访者中，超过70%的人表示每周至少跟孩子通几次电线%的人在过去一年里为孩子提供经济帮助。接受调查的成年子女大多表示，他们会向父母寻求职业、金钱和健康方面的建议。阿里斯调查公司2023年的一项调查发现，约45%的18岁至29岁年轻人自述与父母同住。自大萧条以来，这是与父母同住首次成为该年龄组最常见的居住安排。
这并不意味着成年孩子不离开原生家庭去独自生活，也不意味着他们的父母舍不得孩子离开。相反，我们的社会理解抚养孩子的方式正在发生变化。以前的任务是养育独立自主的孩子，让他们去闯荡世界；现在的任务则是培养一种深厚而持久的关系。
担忧依赖父母的年轻人是出于这样一种假设：长大就需要离开原生家庭。但这在美国并不总是常态。长期以来，年轻人通常与父母或其他亲戚住在一起，或住在附近。在进入20世纪之前，婚姻的意义主要是集中家庭劳动力和资源。家族企业很常见。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有《福利待遇法》等联邦计划鼓励年轻人购买自己的房子，因而情侣们脱离原生家庭，结婚独立生活。这种文化现在开始转变。
马特对我说：“心理学家、育儿专家和商界领袖过去严厉指责那些想要依恋原生家庭的人，给他们贴上不成熟和不能适应环境的标签。”她说，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某种程度的回归——几乎算不上“美国历史上奇怪的新篇章”。
至少以传统的成熟里程碑和标志来衡量，现在向成年过渡的时间更长了，人们结婚生子的年龄越来越晚。这些年轻人需要卡伦·芬格曼所说的“有保障的关系”——他们自然认为有人会守候他们。芬格曼是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人类发展学教授，芬格曼告诉我，父母开始为他们的孩子打气，或者充当知己。
几代同堂的生活方式再次变得越来越普遍，部分原因是高昂的住房成本。19世纪的年轻人可能会帮助父母打理农场，而现在的模式不太以劳动为中心，看起来可能更温暖、更随意：上午边喝咖啡边聊天，休息一下吃午饭，晚上一起看喜欢的节目。
即使成年的孩子搬出去或找了伴侣，这种亲密关系形成的纽带也会加深。美国珀杜大学社会学家J·吉尔·休托告诉我，现在人们的平均寿命比前几代人要长，许多父母和孩子有相当长的时间可以彼此欣赏。
用芬格曼的话说，发短信带来无穷无尽的“连接流”。家庭成员可以在逛杂货店、与朋友外出、附近散步时发送照片或随感。这是一种见证彼此生活点滴的方式，而这种方式即使在早先的多代同堂家庭中也不容易做到。那时候一旦他们搬出去，就真的离开了。
能把彼此视为家人和朋友的父母和孩子是最幸运的。几十年来，亲子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交易：父母让孩子茁壮成长，成年的孩子最终反过来承担看护人的角色。在这种模式下，人们在两种角色之间的生活状态——他们的小奇遇和幻想，他们的小牢骚和忌讳——在很大程度上发生在彼此的视线之外。
但为什么所有这些日常琐碎只能是同伴和伴侣享有的领域呢？如果人们不再担心新型亲子关系成为“危机”，也许他们会看到家庭成员相互索求和接受更多东西是多么美好。(编译/马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