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是个特别美好的职业,而且责任重大。因为它可以深刻地影响一个人甚至一群人。但是想要做好,并不容易。

  笔者:据我所知,除幼儿园您没教过,小学、中学、大专、本科、硕士、博士和博士后,您都教过。您跟教师这一职业是怎么结缘的?

  郑新蓉:回望来路,我当教师似乎是冥冥之中命运为我做出的安排。1976年,我高中毕业后先在家乡县城的一所小学任教,后到一所中学任教。1978年高考制度已恢复,但是在职教师只能报考师范类大学,于是我报考了全国最优秀的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并被录取。

  郑新蓉:其他专业如地理、生物,我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唯独教育学专业是怎么回事,我不知道。我这人好奇心重,于是带着疑问,走上了对教育学的探寻之路,这一走就将近半个世纪。

  青春年少时,我希望以后从事记者、律师等职业。这些职业与教师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与人打交道。如此看来,我当上教师也算是圆了少年的梦。

  因为我经常带学生深入全国贫困山区做调研,身体好是首要条件。乡村教育,不走近它,不在那里待一段时间,是不可能深入了解的。

  在做学问的过程中,我对此深有体会,只有下去的时间长了,待住了,跟当地人打成了一片,才能写出好论文。我带的一个博士生前几年毕业,她的毕业论文写得非常好,就是在云南少数民族寨子调研三四次后写出的。

  我常对学生说,做学问,要先看发生了什么,然后思考发生这个事情的“事理”,之后再看“学理”,即什么理论能解释这个事、解决这个事。不要拿抽象的概念、理论简单地套用中国的现实。同时我提醒学生,永远不要忽略处于社会边缘的人,要给予他们更多的关怀和帮助。

  做学问时我很严肃,日常生活中我就没那么严肃,而是强调友爱、互助。我觉得,如果同学有困难,没人意识到或意识到了不去帮助,那么我对他们的教育就失败了。

  一天,我听到我的一个临毕业的学生说,她来大学报到时是一个人,如今毕业要走了还是一个人。我的心一下子揪住了,我想无论如何我要安排同学送她,让她对北京、对学校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人是有感情的,友爱、互助也是教育的一部分。

  我的学生毕业多年后,有了任何进步都会在微信群里说一说。出了一本书、发表一篇文章、评上一个奖等,都会在群里和大家分享喜悦。我很喜欢这种氛围。

  对学生该点拨时要点拨,该激励时要激励,该帮扶时要帮扶,这正是我作为教师的价值所在。

  教育也是遗憾的事业。我常反省,当初是不是换个方式做会更好。教师这个职业,越做越小心,因为教育是件缓慢的事,是触碰心灵才会产生效果的事。

  年轻时凭着一腔热血,没考虑什么就去做了。如今年龄大了,学生的年龄比我的孩子还小,他们的想法、时代给他们的感受,我很难感同身受,所以想教育好他们不容易。不过,我依然乐于把自己的所思所想分享给他们。

  笔者:2016年二孩政策放开,2021年三孩政策放开,不少年轻父母有了新打算,没想到却陷入新的教育困境。家里的孩子强烈反对父母生二孩,有的甚至做出极端行为以示抗议。您对此怎么看?

  郑新蓉:20世纪70年代,我国开始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多年来,独生子女已成为常态。如今,二孩、三孩政策的放开,对独生子女家庭中的父母和孩子来说都是新鲜事,孩子对未知之事没有安全感,才会产生认知异样。

  实际生活中,家里多一个孩子,无疑多一份负担。父母将生活的压力无意间传递给孩子,会使孩子误认为正常的人丁添加是对自身资源的剥夺。

  同时,目前许多年轻父母自己就是独生子女,从小到大没有享受过和兄弟姐妹相处的乐趣,因此也不知道如何应对孩子的反对,致使孩子的抵抗情绪越来越严重。

  另外,多数一孩家庭中,孩子从小处于家庭的中心地位,得到全部家庭成员的关注与物质付出,处处以自我为中心。弟弟妹妹的到来,势必改变他在家庭中的中心地位,所以他反对弟弟妹妹的到来也正常。

  笔者:有调查称,54.9%的父母认为生二孩有必要征求大宝的意见,您觉得有必要吗?

  郑新蓉:生育是夫妻双方的权利,大宝的意见不应该是影响父母生二孩的主要因素。不过,考虑大宝的意见是家庭成员彼此尊重的一种体现,值得提倡。

  其实,生二孩不仅对大宝有影响,对每个家庭成员都有影响,比如祖父母、外祖父母。所以,年轻父母做出生二孩的决定后,有责任对其他家庭成员进行引导。

  笔者:多数人认为孩子反对父母生二孩,是因为他太自私,而他之所以这么自私,就因为他是独生子女。就是说,自私是独生子女的最大问题。您认同这一点吗?

  郑新蓉:孩子有个性,不是坏事,我们不能把孩子反对父母生二孩简单地归为自私。依我看,独生子女在教育上的最大问题不是自私,而是缺失群育、劳动和自我服务能力。

  群育,即群体教育。群育需要有朝夕相处的真实同伴,偶尔与邻居小伙伴玩耍、和布娃娃过家家,并不能让孩子学会真正的分享。

  我国的教育理论和实践,很多来自群育理念。因为多子多福是我国传统的家庭观念,而多子女家庭是最容易体现群育效果的场所。不过,我国开始实施独生子女政策后,家庭就不再具备群育条件。虽然孩子会上学,学校有集体氛围,但学校存在成绩排名的竞争,并不是群育的理想场所。

  多子女家庭中,如果有两个及两个以上的孩子,兄弟姐妹之间少不了要相互照顾,孩子的劳动和自我服务能力会在照顾兄弟姐妹中得到锻炼和提升。

  笔者:80后多是独生子女,如今他们成家立业有了孩子甚至二孩后,其自身经历会不会影响他们对子女的教育?

  郑新蓉:我想会有影响。不过,子女之间的合作和乐趣,也会给身为独生子女的80后父母带来一定的触动和反思。

  随着二孩、三孩政策的放开,中国传统文化中朴实的大孩子照顾小孩子、小孩子尊重大孩子,长幼之序、仁爱之心会逐渐得到恢复。

  笔者:有调查显示,二孩、三孩政策放开后在部分地区“遇冷”,这和家里大宝的反对意见有关吗?

  郑新蓉:二孩、三孩政策放开后在部分地区“遇冷”,是年轻父母理性看待生育的表现,和家里大宝的意见关系不大。二孩、三孩政策“遇冷”反映出许多年轻父母仍处于观望和审慎考虑中。

  在照顾人手方面,目前,第一个孩子多在祖父母、外祖父母的看护下长大;当第二个孩子来临时,祖辈的身体已不如前,要同时照顾两个孩子,恐怕力不从心。年轻父母不得不考虑请保姆,或者夫妻中有一方放弃事业,全心全意地照顾家庭,而放弃事业的通常是女方。

  在生活开支方面,多生一个孩子并不是添双筷子这么简单的事。本来家里已有一个孩子,再生一个的话,什么都要双份,钱也要多花一倍,生活支出翻番。夫妻若有一方放弃事业,家庭收入减半。在支出翻番而收入减半的情况下,家庭经济肯定会吃紧。这是不争的事实,但还不是主要顾虑。

  教育投入才是父母的最大顾虑。要知道教育投入并不单单是物质的投入,而是金钱、时间、精力等多方面的综合性投入。如今的父母,早已不像过去只把孩子养大就行,而是希望给孩子更好的教育,让他们成长得更好,将来能生活、工作得更好,为此就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还有金钱,这给他们带来了更大的压力。

  面对高昂的生活成本和竞争压力,担心无法为孩子提供良好的生活和教育环境,同时担心社会竞争太残酷,不想让孩子承受自己不愿意承受的压力与痛苦,才是导致生育意愿进一步降低的主要原因。

  加上独生子女的成长背景、生育与个人发展之间的矛盾等因素,越来越多的夫妻不愿多生孩子。

  郑新蓉:如果政府能够制定一些惠及二孩、三孩家庭的政策,可能会有效化解“遇冷”现象。

  国际上有许多相关经验,如联合国相关组织允许女职工在不影响工作的情况下,带孩子上班甚至出差;日本女教师生育孩子后,会在保留工作岗位的情况下,享受3年甚至更长的产假等。我国可以借鉴这些经验,制定适合本国具体情况的政策。

  生育事关国计民生,家庭和社会都应该从生育政策中受益。如果二孩潮出现,子女养育方式、父母的工作方式、给孩子的物质投入等都会随之变化,这种变化不应被视为负担。随着家庭育儿经验的积累、儿童用品的循环使用,特别是孩子拥有手足亲情的体验,会让更多家庭达成一种新的、更好的、更合理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