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孙中山应冯玉祥、段祺瑞、张作霖的邀请，北上商讨国事。十一月从广州动身，直到十二底，才正式抵达北京。那时，孙先生已是带病之身，就连正常的吃喝吞咽都成问题。
有人建议让“京城四大名医”之一的肖龙友为孙中山看病，肖大夫匆忙赶来，经一番望、闻、问、切，得出一个结论，孙中山的病源在肝。
大家伙都瞪大眼睛，等肖龙友开方下药。谁知，等了半天。不见肖大夫提笔写字。众人急了，难道肖郎中要“公报私仇”！
众所周知，孙中山原本是个医生，曾在广州南华医院学习深造，毕业后在澳门治病救人，尤其擅长外科和儿科。
彼时的中医，不再一家独大，尤其自1898年“戊戌变法”后，“医学改良”成为中医界最为盛行的思潮。“医学改良”主张引进西医学，以谋求中医的进步，无非是走“中西结合”的路子。
1912年，民国政府初建，同年9月3日，政府颁布“教育新法令”，中医各界翘楚，在新政府的法令中，并未看到中医中药列入教程。一时中医同仁人心惶惶。由此掀起近代医学史上的首次抗争救亡运动。
而此时的肖龙友已过而立之年，因先前服务清政府，在山东淄川、济阳两县先后担任知县，任职期间与外国神父斗智斗勇，深受当地百姓的爱戴。辛亥革命后，已辞掉县官一职，在济南闲居。
两年后，肖龙友奉调入京，历任财政、农商两部秘书及府院参事等职。给孙中山看病时，肖龙友是以国家公务员的身份，而不是大夫。但他却不是“无证行医”。
1892年，川中霍乱流行，省会成都每天光死人就有八千之多，本来繁华的街头顿时一片凄凉，好的柳州棺木早被富人们抢购一空，再次一点的杉木，断货已经很久。四川本不缺医术高明的郎中，遭遇疫情，缺的是敢于担当之人。就在这时成都繁华路段，总能看到一个约二十多岁的年轻小伙，端着热乎乎的药汤，递给患者。许多人喝完少年的药后，重获新生。自此肖龙友的大名响彻成都。
肖龙友起初只是一名普通的儒生，读四书五经，参加科举，一次又一次通过筛选，才是他最初的梦想。只不过比起一般读书人，肖有自己的特殊嗜好，除了读“本专业”书外，中医书籍，他没少涉及。
肖年幼时，母亲是家里的病号。为帮母治病，肖常年往返于药铺之间。久而久之，便能分辨药材的真伪好坏。由于其母患有“血崩”久治不愈，肖只能到旧纸堆去找答案。《内经》、《难经》金元四家的名家名著，是他日夜研读的对象。
当孙中山重病找上门时，肖虽官职在身，因内务部多次聘请肖作为考试中医士襄校委员，肖也因此获得医师资格证。
肖龙友说，孙先生已病入膏肓，非汤药所能奏效。在场的，自然不相信肖的话，认为中医日薄西山，说出来的话，诊断结果并不可信。怎么办，找西医。
结果把孙中山送到医院开肠破肚，碧眼高鼻的洋人，纷纷傻了眼。解剖时，整个肝都黑了，被癌细胞啃食一空，原来孙先生得的是肝癌。
尽管肖大夫已预测孙先生无药可医，名声越来越响。但依旧无法阻止中医备受歧视的局面，1929年，也就是孙中山逝世后五年后，国民政府在南京宣布“禁止旧医学校”，将矛头对准中医，势必要消灭中医。
1928年肖龙友宣布退出官场，在京开业之际，宣布自己的医馆命为“息园”，全职“医人”。得知国民政府成心要跟中医过不去，他愤怒写道“不重中医国必危，当年保种是轩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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