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能国家的概念，意味着德国文化与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反映出纳粹的völkisch意识形态信条。在攫取政权之前，纳粹党已经设想要进行一场彻底的社会与文化革命，但阶级形势与经济体系并未经历一场革命性的改造，而纳粹实际推行的社会政策往往与其意识形态相冲突。尽管如此，纳粹确实在德国社会中推行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变革，而且其文化政策的效果确实是革命性的，在涉及纳粹种族意识形态时特别明显。尽管该政权存在复合政体倾向，它在政策上与实践中却由一种政治生物学统一起来，这套政治生物学理念变成了第三帝国的根本原则，第三帝国的社会与文化目标均源自其种族观念。
在历史上这是第一次，一个掌握政治权力的群体能够创建一个种族国家。这将是一个由生物学基础决定命运的社会。所谓的德意志种族生理构成将会影响私人生活与公众生活的方方面面。据说，民族特征、智力水平、社会行为都不是由文化、环境或者历史决定的，而是取决于经过长期自然演化而创造的基因组合，正是特殊的基因造就了卓越的种族。雅利安人或者北欧种族在演化中形成了独一无二的优秀特征，使其居于种族等级体系的顶端，他们是高级文明的创造者。因此，这一高级文明的存续和未来进步，有赖于创造这种文明的伟大种族保持其统治地位。为了达到这一目标，雅利安种族必须保护自身的纯洁性、扩大人口规模，并且在永恒的生存竞争中证明自身足够强大，可以战胜其他所有种族。雅利安人必须防止其他种族从内部或者外部侵入其基因库，稀释其力量，从而确保自身的种族同质性和发展活力。内部的种族退化可以通过优生计划得到预防，外部种族威胁可以通过禁止与劣等种族通婚杜绝。
在1933年攫取政权后仅数月之内，纳粹就实施了一系列种族主义的卫生法律与政策，并在今后的10年中扩展为一套全面的优生计划。这些计划所针对的，是据称在遗传上具有生理、精神或行为缺陷的人，因为这些人威胁到了“民族共同体”的种族活力。他们被认为比健康的、遗传特征良好的雅利安人具有“更少的种族价值”，经法律授权和法院强制执行，他们被强制实施绝育手术和堕胎。这些人包括有生理残疾的人、遗传性盲人、遗传性耳聋者、躁狂抑郁症患者、精神分裂症患者、智力低下者甚至长期酗酒者。纳粹当局对据称有种族缺陷的30多万人实施了绝育手术。为了确保生出健康的后代，所有的夫妇在结婚之前必须经过卫生部门体检，获得健康证明之后方能结婚。
尽管纳粹当局的绝育政策与实践，以及后来的安乐死计划，都引发了德国大众复杂的反应，甚至遭到教会的抵制，但当局更广泛的种族措施与社会纯净化行为往往会获得公众的支持。种族理论家将特定的“反社会”行为归咎于遗传原因，种族方面的科学研究掩盖了赤裸裸的社会偏见。因此，纳粹当局不仅可以援引“科学的”权威结论，声称这是医学上的必要手段，同时还可以借助根深蒂固的社会偏见、社会关切与大众的恐惧。纳粹当局攻击或者压迫的对象，在历史上都已经饱受迫害，在纳粹上台之前的德国社会中就已经是被社会遗弃者。许多群体已经被早先的法律施加了各种限制，被社会污名化。纳粹当局逐渐将这些业已存在的偏见极端化，从社会鄙视、法律压迫，逐步发展到系统性谋杀。
流浪汉、长期失业者、刑事惯犯、男同性恋、女同性恋或者仅仅是以偏离正常社会预期的方式生活的人，都可能会遭到围捕，被预防性拘留，被实施绝育或者最终在集中营中死去。妇女尤其易被确认为具有遗传性精神疾病和反社会行为。如果一名妇女有性乱交、私生子或者似乎生出过问题儿童，再或者仅仅是被邻居认为是个社会交往上的麻烦人物，或其社会行为不可接受，都可能招致“科学”检查，被法院判决实施绝育手术。雅利安种族中所有有缺陷的成员都需要被确认、被遏制和限制生育，只有“健康的”和“强壮的”人才可以得到繁衍和发展。
尽管希特勒本人很显然持有那个时代的反同性恋态度，但他对将同性恋作为一个政策议题并无多少兴趣。然而，其他领导人，特别是极端恐同者海因里希·希姆莱，一直被同性恋问题所困扰。尽管自1871年以来同性恋就已经被列为非法行为，但在更具文化包容性的魏玛共和国，此类法律并未得到认真执行，各大城市中有了更多公开的同性恋行为。保守分子和宗教团体对这些公开的同性恋行为跟对堕胎行为一样大加鞭挞，他们认为，魏玛共和国的开放社会，无异于开具了性堕落的通行证，导致德国灾难性的文化堕落。纳粹当局精明地利用了这一问题，将这种不满情绪引导到其反对艺术领域和社会价值观领域的现代主义趋势的总体运动中。纳粹已经许诺将德国的道德与形象从这种堕落中拯救出来，一掌握政权，纳粹就将这种反同性恋态度结合到他们的种族意识形态整体中去。尽管女同性恋也被认为是文化上的堕落行为，但男同性恋是最主要的焦点。因为在男权意识主导的国家社会主义世界中，男性气概和尚武精神的价值观念具有压倒性地位，其反对的目标就是被认为软弱和怯懦的同性恋男人。希姆莱认为，同性恋者都是恋童癖，是对年轻德国人的威胁。但是，总的来说，除了异性恋之外，其他任何取向都违反了作为纳粹政治生物学基础的宇宙自然秩序。这些违反自然的行为将掏空德国人民的本质活力。同性恋和堕胎行为将阻碍德国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巨大人口损失中恢复过来，也会减缓北欧种族的扩张，而这对希特勒控制整个大陆的第三帝国的愿景来说至关重要。
1936年在设立“德意志打击同性恋和堕胎中心办公室”（Reich Central Oce for the Combating of Homosexuality and Abortionn）之后，纳粹当局对既有反同性恋法律的实施变得更加严厉。在纳粹出版物中，同性恋者被讥笑为“国家的敌人”和可恶的、不正常的存在，同性恋者发现他们处于警察和线人的监控之中。他们被大规模逮捕，到1938年大约有8000人被定罪。在那个时期，大多数被监禁的人不是被送到监狱服刑，而是被送到集中营。在5万名被定罪的同性恋者当中，大约有1万~1.5万人在集中营中遭受羞辱和非人道待遇。由于传统社会的偏见和基于纳粹意识形态的嘲笑，这些被强迫戴上代表同性恋身份的粉红三角形标志（pink triangle）的人，是集中营犯人中最容易受到伤害的群体。不仅集中营的看守，集中营里的其他犯人也把他们看作不道德的异类，他们经常被单独挑出来加以虐待，或者被要求从事会导致死亡的艰苦劳动，甚至直接被党卫军进行系统性处决。为了找到治疗同性恋的方法，希姆莱曾经下令在这些无助的人身上进行相应的医学试验。
为了提高整个社会的种族愿景，纳粹雇用了学者、科学家以及相关组织机构进行种族方面的研究，为纳粹所主张的种族意识形态的科学性进行论证和阐述。在既有的机构和学者牺牲自身信誉为纳粹种族原则提供背书的同时，纳粹当局还新建了种族主义机构协调这些研究，宣传这些主张。这些研究先是为纳粹在国内实施的优生学计划，然后又为纳粹在征服的欧洲大陆推行种族政策提供了必要的数据资料。同样重要的是，这些研究助长了希特勒的欲望——说服德国人民接受一种基于泛化的种族理论的新社会共识。
处理这些文化事务的纳粹分子的首要目标是动员起德国人民支持新政权，给人民灌输国家社会主义意识，以确保人们对纳粹的忠诚，同时使他们狂热地参与种族主义事业。纳粹理论家相信，他们在进行一场伟大的文化斗争，这场斗争将决定德意志种族的未来。因而，他们不能容忍文化领域的自由，就跟他们无法接受在政治领域的反对派或独立力量一样。与政治上的全能国家相对应的，就是一种同质、全面的种族主义文化。
在发动这场文化战争时，纳粹所依据的是一种狭隘和歪曲的道德观。每一种思想、风格以及思维和表达方式，如果不符合völkisch世界观，就被认为是不道德的、堕落的。真正的德国文化源自德意志民族的血脉、传统和精神。这是德意志民族真正灵魂的反映，必须免于受到外国的影响。既然völkisch文化体现了关于家庭、祖国、道德观、英雄主义和力量的传统价值观，那么任何挑战这些价值观的东西都将被谴责为对种族福祉的威胁。根据纳粹的观点，最主要的威胁来自犹太人，来自那些与被称为现代主义的总体文化趋势相关联的德国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事实上，现代主义本身就被认为是由犹太人和其他各种敌人带到德国来的外国影响。他们妄图消蚀德国人的思想道德素质，从而可以从内部削弱整个德国。现代主义建筑、表现主义美术与音乐，大众文化的各方面如现代舞和爵士乐，以及对德国传统持批判态度的文学，都被归类为文化布尔什维主义。希特勒不断将这些称为毒害德国人民的道德瘟疫，他要求对文化的所有领域进行一场清洗。他宣称，个人的地位，与保存德意志种族及其道德生命力的重要性相比是第二位的。第三帝国应当对文化严加控制和规范，以确保文化的每一种表现都符合纳粹所定义的、整个德意志共同体的利益。
对德意志文化进行的大清洗，以及成功创造正确的国家社会主义精神的过程，将遵循与纳粹在攫取政治权力时所使用的类似手法。纳粹的文化革命始于将一体化政策延伸到文化与社会机构，1933年初的紧急状态法令已经大大限制了出版自由，赋予纳粹对无线电媒体几乎垄断的权力。由于害怕被纳粹当局施加法律行动或者进行政治报复，这些文化与社会机构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迎合新政权的意志，因而这种文化顺从的转变很早就开始了。随着1933年3月戈培尔领导的纳粹宣传部成立，德国进入了一个新时期，政府在所有出版领域强制实施企业自律、自我控制和审查。纳粹可以控制德国人民所能接收到的绝大部分信息，可以通过歪曲事实、提供片面信息以及用赤裸裸的谎言来操纵数百万人的头脑。纳粹对任何事件的解释将不会受到任何质疑，同时他们的片面观点将随着不断扩大的纳粹出版网络而广泛传播。
纳粹成功实现对德国文化全面控制的另一个标志性事件，是1933年9月纳粹德国建立了一个帝国文化协会，赋予戈培尔重新组织和实质上规制德国文化生活每一方面的权力。每个美术家、作家、音乐家与表演艺术家为了从事其本业，都不得不加入特定领域的协会。戈培尔利用其权力强制他们在意识形态上保持与纳粹一致，任何偏离纳粹所接受的狭隘主题、表达方式及具体标准的人都将被清洗或者被拒绝入会。犹太人、分子和试验新艺术风格的人不再有机会从事他们的本业，其他人则要么顺从，要么遭遇和那些已经被排除在外的人类似的命运。其结果是德国的人才严重流失，知识分子的自由活动受到压制，德国最具辉煌创造力的一个时代宣告结束，而正是这些创造力使得魏玛时期文化硕果累累，具有持久的价值。现在，在这同一块土地上新产生的，是冰冷的、很大程度上由völkisch主题和纳粹所框定的风格统治的、贫瘠的文化。
从1933年初开始，德国出现了知识分子不断离开德国的移民潮，他们迁移到了世界各个地方。这些知识分子成为流亡者，或者是由于抗议新政权，或者是由于帝国文化协会拒绝他们从事本职工作。在这最终逃亡的2000多位知识分子当中，有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小说家托马斯·曼（Thomas Mann），物理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剧作家贝托尔特·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以及《西线无战事》（All Quiet on the Western Front）的作者埃里希·玛利亚·雷马克（Erich Maria Remarque）。纳粹乐见这一移民趋势，他们认为这是对德意志文化进行净化的开始。当这些流亡人士开始在国外批评希特勒的独裁统治时，纳粹的反应是指控他们犯了叛国罪。在纳粹看来，这些流亡者在国外的活动，证明他们确实是对国家的威胁。事实上，这些知识分子从来不曾是德意志民族的真正成员。
在指控这些流亡者不忠诚于国家的背后，是一种普遍的反知识分子情绪。从其早年开始，希特勒就鄙视知识分子，他的这种观点在纳粹党内是很多人的共识。大多数纳粹分子并不尊崇思想和智识的培养，他们更倾向于直接行动，仰赖本能，抽象思考被贬低为犹太人的特征。这种反智主义情绪在很早时期就有明显影响。在1933年5月10日，全国各地的纳粹冲锋队和学生中的纳粹分子公开焚烧了大批书籍。犹太人的、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的以及其他各种据称是非德国的著作，都在人群的欢呼声中被扔到火堆里。叛国的知识分子已经被驱逐了，现在他们的思想也应该从德国的记忆中被抹去。
烧书行为只是全面文化革命的一部分，这一革命还以其他许多形式展开。不仅许多作家的作品被禁止出版，纳粹还编制了一个广泛的黑名单，凡是被列入黑名单的人，其著作都要从图书馆中被清除出去。许多报社被查封了，那些尚存的也不得不进行严格的自我审查，以取悦纳粹宣传部。只杜绝对第三帝国的批评是不够的，出版者还不得不表现出对新政权大力支持的适当腔调。记者和出版商接受宣传部关于新闻出版业在新社会中的作用的训话，他们也经常被告知应该对特定的新闻条目做何种处理。
出版界这一新趋势对德国文学产生了一种特别具有灾难性的影响。由对德国许多文学大师的作品进行清洗而产生的文化真空，很快被民族主义或völkisch取向的出版物填补。汉斯·格利姆（Hans Grimm）1926年出版的著作《没有空间的民族》（People without Space）在第三帝国时期大受欢迎，因为其主题与纳粹关于生存空间的思想完全吻合。替代海因里希·海涅（Heinrich Heine）激动人心的诗歌的，是纳粹诗人的作品，如汉斯·约斯特（Hanns Johst）以及希特勒青年团的领导人巴尔杜尔·冯·席拉赫（Baldur von Schirach）。约斯特曾将他的一本书献给海因里希·希姆莱，他说：“每当听到‘文化’这个词，我就举起手枪。”席拉赫宣称只有一本书真正有价值，那就是《我的奋斗》，从这本书中可以产生为德国而奋斗的全部力量。还有若干“血与土”题材的作品，这些作品经常将农民——人民中最纯的部分——的生活与品格偶像化。其他一些作品则强调德国的种族优越性或英雄领导。纳粹党特别欣赏那些歌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士兵献身精神和英雄主义的作品。当然，也有例外。德国最具天才的作家之一，戈特弗里德·贝恩（Gottfried Benn），在一段时间内仍旧持续不断有佳作出现，这也仅仅是因为他在纳粹政权早期曾公开支持过纳粹政权。他写的大量非政治性的、本质上非主动迎合纳粹的一般性作品得以出版并被纳粹所容忍，只要不偏离纳粹关于文化顺从的新标准就行。
德国教育体系衰落的严重程度不在文学创作之下。对大学的清洗已经导致德国一些最优秀的人才逃亡到国外，留下来的教授一举一动都受到纳粹党的严密监视。过去在德国备受推崇的自由指导和自由研究的理念，连同对学生的严格的学术标准，在过去数代人时间里使德国大学成为全世界的榜样，但现在这些都不复存在了。正如纳粹教育家恩斯特·克里克（Ernst Krieck）所说，völkisch的大学不再承认大学生和教职人员私人空间的存在，只存在公共的服务领域。每一位大学教师都必须参加纳粹讲师协会（Nazi Lecturers’ Association），这给了纳粹党控制大学教师任命和晋升的权力。极少有教授会冒着他们的职业生涯被毁灭的危险涉足可能会被纳粹反对的研究课题。
在某些具有政治敏感性的领域，纳粹直接指定研究方向和研究结论。德国成立了由沃尔特·弗兰克（Walter Frank）任所长的“新日耳曼帝国历史研究所”（Reich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the New Germany），其使命就是按照纳粹种族意识形态重写历史。客观性和严格的历史研究方法论让位于意识形态，过去的历史图景被严重歪曲了——如果不是完全重新发明的话。学术研究也由于禁止援用犹太人的著作和思想而受到严重阻碍。在犹太研究者做出过实质性贡献的领域，相关的研究根本无法有效开展下去。甚至政治中立的自然科学领域也成了意识形态冲突的中心之一。诺贝尔奖得主菲利普·伦纳德（Philipp Leonard），一个主张纯“德意志物理学”观点的学者，声称科学思想是由血缘和种族条件决定的。他认为仅雅利安人自身的学术研究就奠定了现代科学的基础，但现在这些成就被某种并非基于事实的“犹太式科学”所消蚀。伦纳德对著名的德国物理学家和诺贝尔奖得主沃纳·卡尔·海森堡（Werner Karl Heisenberg）大加鞭挞，声称后者所教的是“犹太式物理学”，因为海森堡援用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接下来，海森堡受到《人民观察家报》和党卫军机关报《黑衣军团》（Das Schwarze Korps）的攻击，称他是“白种犹太人”，必须将他像犹太人一样驱逐。尽管海森堡挺过了这场批判，第三帝国的科学发展也在持续，但德国总体的气候已经不适合进行自由探索，德国在科学领域的发展速度也比此前大为减缓。
然而，想要找到足够多既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又能够被纳粹所接受的学者来填补大学中因驱逐和流亡而出现的空缺是很困难的。许多重要的学术职位给了很多在传统体制下根本不予考虑的人选。莱因哈德·霍恩（Reinhard Höhn）之所以被授予柏林大学一个颇具声望的公法教职，并不是因为他在法学领域的成就，而是因为他作为国家安全部门中的党卫军官员的地位。来自纳粹党和纳粹学生组织的压力也导致大学录取标准大幅降低，其结果就是学生成绩和教授要求相应地降低了。
大学体系面临的问题部分是由于小学和中学教育条件的恶化。纳粹党认识到德国的未来寄托在年轻人身上，因而尤其注意对这个国家的年轻人按照国家社会主义的理念来进行塑造。事实上，《我的奋斗》的全部主题都是教育问题。在将教育系统纳粹化的过程中，纳粹党集中精力控制教师群体，根据需要对课程进行调整，并建立特别的精英学校。取得教师群体的合作并没有遇到太大的困难，因为他们中许多人本身就有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倾向，事实上，相当一部分教师已经是纳粹党支持者或其成员。与社会的其他部分一样，大多数非纳粹教师随着一体化政策的推行，很快就随波逐流了。所有教师都必须加入纳粹教师协会（Nazi Teachers’ Association），这个机构成为纳粹党发挥影响力的又一个工具。教师们被强制参加特别的训练，纳粹当局向他们灌输国家社会主义的教育目标和模式。由于第三帝国普遍的反智主义气氛，学生们对教师群体的敌意不断上升，与此同时，受到纳粹青年组织鼓励的学生集中精力于校外政治活动，教师群体的总体素养也大为降低。
与此同时，德国教育水平也由于课程的变化而大幅度降低。文化上的清洗包括销毁纳粹党不认可的若干种教科书，此举导致书籍短缺的状况出现。传统的古典教育，以前是为了培养出最好的学生以使他们能够进入大学，现在却不再受到重视，其位置被历史、生物学与德语取代。历史课基本上被用来灌输关于历史、政治的适当的国家社会主义意识，生物学则是传授种族主义原则的手段。学生们不仅被传授了纳粹种族主义关于不同群体遗传行为特征的理论，还被指导如何辨识各种不同的种族“类型”，例如通过测量头盖骨来区分北欧人和犹太人。竞争性的运动和体育教学受到特别重视，因为希特勒认为身体与力量的发展对日耳曼种族的未来前景比学术教育更重要。
创建诸如“阿道夫·希特勒学校”（Adolf Hitler Schools）之类的精英机构以训练和培养德意志未来领导人，也服务于类似的意识形态目标。这些学校并不强调学识的培养，入学的标准也不是根据个人天分。这些学校都有基本的教育课程，但它们的大多数课程聚焦于意识形态灌输、军事纪律教育和军事训练，以及组织学生进行高强度的体育运动。录取机会是保留给那些具有最纯的雅利安种族特征且显示出具备领导潜质、身体力量、献身精神和斗争勇气的个人。
一般说来，学生们受到的教育是不完整的，他们被灌输了关于人生、关于他们存在于其中的世界的歪曲观点。许多学生难以通过课程考试，大学教授们抱怨说，新一代的学生并没有为接受高等教育做好准备。大学生尤其缺乏关于科学研究方法的训练，他们对外语的掌握也是一塌糊涂。
völkisch教育理论与纳粹关于艺术的观点是一致的。希特勒自诩为艺术家，对艺术具有特别的口味和坚定的立场，这就意味着艺术问题会受到特别的关注。希特勒认为现代艺术是堕落的，于是魏玛共和国时期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创作成为被嘲笑的对象，很多都被纳粹销毁。只有现实主义、新古典主义和völkisch的主题与风格才可以被接受。帝国美术协会（Reich Chamber of Fine Arts）禁止现代主义艺术家继续进行创作，他们的既有作品只能在所谓的“堕落的艺术”展览中才能被展出，这些作品从博物馆和画廊中被清除出去。事实上，数以千计的作品被没收，在1939年就有超过4000幅画作被当众焚烧。新艺术作品必须反映英雄主义和völkisch对现实的认识。这个时期出现了许多新古典主义风格的、以北欧人种裸体和英雄士兵为主题的雕塑和绘画作品，因为希特勒认为古典模式是美的最高标准。新的风格是一种国家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在这种风格中，人物和景色被描绘得细致入微，以容易被大众理解的形式呈现，与魏玛共和国时期表现主义艺术家的抽象作品形成鲜明对照。最典型的völkisch艺术就是对纯洁和稳定的农民生活的浪漫化描绘，其背景则是田园诗般的乡村风格。
在纳粹分子心中，新古典主义与日耳曼主题及风格的混合并无违和之处。纳粹种族理论家认为，古代最初的希腊人就是北欧人，希特勒声称，他所奋力保护并为之对抗犹太主义与布尔什维主义的世界上最高贵的文明，就是古希腊文明与日耳曼文明的结合。如同在教育领域一样，纳粹艺术所投射出的是关于现实生活的错误反映，因为新艺术中极少有表现现代工业主题，以及大多数德国人居于其中的都市生活的作品。
在德国的各种艺术领域中，希特勒本人施加了最大影响的是建筑领域。他认为建筑艺术比其他任何表现形式都更加强力和持久地显示出一种文化和文明的特征。希特勒特别嗜好大规模兴建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建筑，认为只有由巨大、沉重的石头建成的恢宏的巨型建筑，才真正代表一种压倒性的力量，展现第三帝国的伟大。通过第三帝国，人们可以认识什么是历史上最辉煌的文明，这个帝国将延续千年。因为纳粹建筑师在发表论文、进行规划与建筑创造上迎合了元首的口味和意愿，于是宏伟的纪念性建筑成了公共建筑的标杆。自称建筑学专家的希特勒同其私人建筑师阿尔伯特·斯佩尔（Albert Speer）帮助设计了若干公共建筑。斯佩尔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是设计了纽伦堡的阅兵场、舞台和会议厅，纳粹党每年都要在那里举行大型集会。这些巨大的户外建筑由巨石筑成，规模可以容纳成百上千的参与者和观众，夜晚的节目表演由探照灯进行照明，创造出一种神秘的、瓦格纳式的气氛。这些集会展现出来的力量感和统一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感，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这种建筑背景。
在大城市，纪念性建筑表现出力量与统一，同时，在一些小城镇和郊区的建筑体现出来的则是völkisch传统风格的精华。既然农民的文化被认为是日耳曼“血与土”的最直接、未被污染的自然产物，农舍就成了某种纯正völkisch建筑的模板。新的农舍使用半木质风格，以茅草覆盖屋顶，以展示浪漫化版本的农民生活。这是一种怀旧的尝试，新建的农舍遵循逝去已久的时代的风格，以此作为抗拒现代世界潮流的象征。
反现代主义、种族主义也对纳粹音乐政策有类似的影响。魏玛共和国时期音乐的黄金时代结束了，其遗产遭到破坏，对犹太音乐家和他们作品的禁绝只是其中一部分，所有的现代主题和风格都受到攻击。无调音乐被认为是犹太人的风格，爵士乐则被称为“黑人噪音”，这两者都被视为与国家社会主义文化基础格格不入。即使是德国古典作曲家的作品，如果纳粹党认为这些作品受到犹太人的部分影响，就需要对其进行重新修改或者重新阐释。跟其他文化领域一样，种族主义的音乐研究也表现出对纳粹所要求的纯净化政策的支持。诸如理查德·艾辛瑙尔（Richard Eichenauer）的《音乐和种族》（Music and Race）之类的著作，为种族主义音乐理论奠定了基础。许多接受该理论的学生宣称，他们具有了可以清楚辨识出属于犹太风格的声音与形式的能力。新的文化气候为德国民族音乐复兴，为青年浪漫主义歌曲运动的再次兴起开启了大门。另外还有新增的大量国家社会主义主题的流行歌曲，这些歌曲歌颂德国英雄和纳粹党烈士，宣扬民族主义革命。属于这一类型的最著名作品当然是《霍斯特·威塞尔之歌》，这首歌被用作纳粹党的党歌。相应地，第三帝国时期民族主义精神与尚武精神的复苏，意味着对军事题材音乐和军事游行活动的重视。
在这种环境下，古典音乐演出大受欢迎，尽管德国失去了一些最优秀的指挥家，无数音乐作品遭到禁止。古典音乐兴起的一个原因是意识形态方面的，贝多芬、莫扎特与舒曼被认为是德意志文化优越性的又一个证明。然而，与大多数德国人一样，纳粹分子也表现出对德国丰富艺术遗产起码的自豪感，特别是在古典音乐方面。戈林和纳粹党内其他许多高级领导人也以艺术的赞助人自诩，这确保了纳粹当局对音乐会、歌剧演出和音乐家本人的重要支持。民族自豪感、艺术鉴赏力和意识形态的混合，使得理查德·瓦格纳在第三帝国具有特别的地位。在这位19世纪著名音乐和戏剧天才的若干作品中，纳粹都能找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特别是瓦格纳的民族主义心态和言论。瓦格纳曾经希望通过他的作品激发一场德意志文化复兴，在其歌剧作品中包含的古代日耳曼诸神和中世纪英雄的浪漫神话，尤其符合纳粹的völkisch意识。瓦格纳也是一个激烈的反犹主义者，他声称犹太人没有能力创作音乐或者诗歌，并且认为犹太人在用他们的金钱腐化德国的艺术。在第三帝国时期，瓦格纳的作品在各种各样的大型文化与社会活动中演出，从一开始，他的音乐就是纳粹党纽伦堡年度集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巴伐利亚，每年一度的拜罗伊特瓦格纳音乐节（Wagnerian Bayreuth Festival），很快就由过去的一个传统民族节日，转变成一种每次都由元首亲自出席的国家社会主义文化现象。
运用歌唱剧（Thingspiel）这种艺术形式，使德国人通过他们的神话历史凝聚在一起，是纳粹仅有的也是独一无二的文化创新。集会（Thing）是指古代德意志部落大会。纳粹分子试图通过被称为歌唱剧的户外戏剧表演，重新创造这些聚会的精神。盖世英雄与旷世伟业、邪恶的鬼怪与远古的誓言、精心编排的仪式和震撼人心的大合唱，提供了歌唱剧演出的基本内容，这些演出在特别建成的露天剧场举行。这些大型露天剧场往往直接建在远离城镇或者都市的山间，以使观众与大自然、与德意志的土地融为一体。歌唱剧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要激发一种德意志共同体意识，因而观众的参与常常是歌唱剧表演的一部分。纳粹在德国的各个地方建成了大约40个这样的集会场所，它们都是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宏伟的纪念性建筑。其中最大的剧场可以容纳数千人。尽管许多“血与土”的理论阐述认为歌唱剧是一种理想的媒介，集会场所是复兴此类völkisch信仰的最好庆祝背景，但大多数德国人并不觉得这些演出具有持久的吸引力。尽管这类演出一开始取得了许多成功，但接下来大众的兴趣很快消失，开始对其表现冷漠。歌唱剧运动最终被证明是一场失败的运动。
对纳粹当局来说，公众的冷漠态度是个严重问题。第三帝国确实有千百万支持者，他们被新秩序下规模庞大、排场华丽的游行和集会以及各种各样的公众仪式所震撼，感到激动不已。但纳粹政权的压迫性本质和纳粹德国的高度组织化还是令其他的千百万人感到压抑。他们希望能够有某种娱乐活动可以提供一种逃避。毫不意外，最受欢迎的大众娱乐方式就是看电影。在纳粹当政时期，影院上座率大幅度上升。戈培尔也认识到民众有这种逃避现实的需要，因而他并没有将电影院完全变成纳粹的宣传阵地。纳粹德国时期的绝大多数电影还是以娱乐为目的，而非直接作为传达政治或意识形态信息的工具。喜剧片、爱情片、冒险片都有大量拥趸。但由于缺乏自由加上人才流失，纳粹时期的电影成就远逊于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过去拥有的许多最有才华的导演和演员现在都已经逃到了国外，留在国内的制片人、导演意识到纳粹魔掌的威胁随时存在，他们不得不谨小慎微，避免触及纳粹当局在道德、社会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敏感领域。
当然，戈培尔也没有放弃将电影作为宣传工具，他小心翼翼地把电影作为更有效的政治手段。纳粹德国雇用了最有天赋的导演、制片人和演员参与政治性影片的制作。于是，在纳粹电影时代，战争题材和德国伟大历史题材的影片是最精致也最成功的作品。具有völkisch情节与特征的影片，以及那些用来激发对犹太人的仇恨的影片，也受到特别的偏爱。《犹太人苏斯》（Jew Süss）或许是在纳粹所有反犹主义电影中最恶毒的一部，这部电影描述的是一个无辜的雅利安少女落入一个狡猾且记仇的犹太人的魔掌，饱受折磨和污辱的故事。不过，这个时期的一些电影作品以及部分电影导演也获得了持久的国际承认。莱尼·雷芬斯塔尔（Leni Riefenstahl）的《意志的胜利》（Triumph of the Will）赢得了1937年巴黎国际艺术博览会（International Exposition of the Arts）最高奖，直到1974年，雷芬斯塔尔还在多伦多电影节上获得过荣誉奖项。《意志的胜利》是为1934年纽伦堡纳粹党年度集会拍摄的纪录片，这是一部令人印象深刻的艺术宣传作品，颂扬了希特勒，将纳粹党描绘成一个统一的、强有力的运动，表现出纳粹党实现国家复兴的主题。这部纪录片获得的声誉不是针对其内容，而是针对其技术上的创新和优秀的剪辑。雷芬斯塔尔是希特勒最宠爱的电影人，她还导演了《奥林匹亚》（The Olympiad），这是一部为1936年柏林奥运会拍摄的纪录片，一些人认为这是有史以来最优秀的体育纪录片。归根到底，像雷芬斯塔尔这样一些获得巨大成就的艺术家，用他们的作品支持了第三帝国，尽管他们后来声称自己对政治并不感兴趣。正是由于这些电影具有高度的艺术性和创新性，它们成为纳粹宣传的绝好手段。这些艺术家的作品美化了纳粹的形象，同时隐藏了这个政权的真正本质。
类似的以审慎的欺骗来美化纳粹的影片，是与执业医生合作拍摄的涉及优生绝育计划与秘密实施的安乐死计划的电影作品。这些纪录片意在为纳粹实施的优生绝育政策提供正当化理由，其手法就是将精神病人描绘为非人类的存在，使得对其采取极端医学措施成为必要。正是在这种题材中，此类情感故事片的微妙手法引出了人们对纳粹目标的更多同情。有部电影《我控诉》（I Accuse），说的是一个科学家挚爱其已经罹患绝症的妻子，最终走向“仁慈杀害”（mercy killing）的故事，这部影片在广大非天主教观众中获得了非常积极正面的反响。
纳粹特别关注大众娱乐的道德内容。魏玛共和国时代的性解放现在成了禁忌，纳粹当局关闭了夜总会和脱衣舞俱乐部，以净化这个社会，使社会免于道德沦丧和堕落。作品和公开卖淫被普遍禁止。作家和电影导演已经不可能再按照现实主义的社会环境在他们的作品中处理性与卖淫之类的问题。当然，性话题并没有从纳粹时期的电影屏幕上消失，只是受到了严格限制。性话题是用来传达一种严厉道德教训的，绝不能突破纳粹所宣称的德国妇女应有的纯洁性标准。在电影中，往往是外国女性被描绘成缺乏适当的道德自律，德国女性尽是圣洁和尊贵的形象。电影中一旦出现德国女性违反这些道德法则的情形，最后往往是以其自杀而告终。
纳粹在文学与电影中对性问题的态度，正是纳粹主义意识形态对女性普遍看法的反映。在欧洲社会中存在的每一种对女性的传统偏见，纳粹分子都有。女性被认为是软弱的情感动物，在智力上劣于男性，她们需要男权社会的保护和引导。职业女性尤其不被认同，因为她们被认为忽略了家庭义务，变得更加易于陷入道德堕落，她们从男人那里抢走了工作，而男人如果从事该项工作会做得更好。纳粹分子宣称，允许这些根本上非理性的动物进入专业领域或者涉足政治是严重的错误。反女权主义是纳粹主义从一开始就具有的显著特征，1921年的一项纳粹党指令就明确排除女性承担纳粹党内领导职务。尽管存在许多纳粹妇女组织，但这些组织都从属于男权统治的政治结构体系。它们的目标从来不是推进妇女在纳粹党内和社会中的地位的提升，而只是为总体的纳粹党政策和行动提供辅助性支持，同时在妇女群体当中传播国家社会主义思想。
纳粹在德国上台后，纳粹分子试图将他们对妇女群体的态度强加给整个社会。一些纳粹理论家提议将所有的已婚女性从劳动大军中排除出去，尽管这一动议从未变成现实，对妇女还是施加了很多限制。新的政策阻碍她们从事教师职业和进入大学深造，已婚女性不可以在政府机构中任职，也不能成为执业医生。纳粹的报纸和纳粹党的其他机构企图说服妇女，使其认识到她们的天然位置是在家庭中，她们的真正职业就是生儿育女。希特勒自己曾经宣称：“女性教育的目标应当毫不动摇，即培养未来的母亲。”然而，客观需要迫使纳粹最终在这个问题上妥协了。在大量男性被征召入伍，特别是在数百万士兵被投入战场后，德国产生了巨大的劳动力缺口，其结果就是女性持续和大规模地加入劳动者行列。到战争爆发之前，有比例高达40%的妇女参加工作。尽管如此，意识形态仍然是一个重要因素。纳粹仍旧企图将妇女阻挡在领导岗位之外，只是在1943年战事进入极端危急的时刻，纳粹当局才最终决定动员绝大多数适龄妇女参加工作。讽刺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连纳粹党本身都已经放弃其意识形态中关于保护妇女、使社会免于受到因女性工作而产生负面影响的内容。而大批德国妇女，特别是来自中产阶级家庭的妇女，却纷纷逃避加入劳动队伍的强制命令。
纳粹关于妇女的观点与völkisch意识形态紧密相关。妇女是优秀种族的养育者，是德意志种族纯洁性与体魄健康的守护人。希特勒希望德国的人口出生率迅速提高，使德国人口从当时的6500万人增长到1亿人，在远期达到2.5亿人。因而，妇女被催促尽早结婚，拥有较大的家庭。生育后代和抚育子女成长被认为既是一种理想，又是对国家所承担的义务。纳粹当局出台了鼓励政策以促进人口出生率快速和大范围地增长。母性和抚育后代被拔高为社会的最高价值之一，而女性如果追求在家庭之外的任何个人成功，将被谴责为自私自利。纳粹党公开表彰那些因生养众多而履行了她们天然职责和爱国义务的女性。最高的荣誉德国母亲十字勋章（Mother’s Cross）是留给那些生育了八个及以上子女的母亲的。政府还给新婚夫妇提供贷款、育儿补贴和税收优惠，鼓励他们生育更多后代。纳粹当局还努力消除一切阻碍德意志种族人口增长的因素。节育措施受到谴责，计划生育中心被关闭，擅自堕胎行为受到严厉的处罚。
在某些方面，许多诸如此类的鼓励措施被证明是成功的。德国人口出生率大幅度上升，给希特勒的“优等民族”增加了数百万人口。但是很难说在多大程度上爱国责任、对纳粹意识形态的信仰以及纳粹的宣传鼓动起了作用。一般家庭的平均人口数量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因为已婚夫妇仍然主动限制他们自己所生的子女数量。人口的增长并不是因为爱国的母亲们大量生育，而是因为具有平均规模的家庭总数在增长。纳粹的鼓励政策和普遍的经济增长，使得年轻德国人更容易组建小家庭。
在第三帝国的意识形态目标与妇女群体在其他重要社会领域的现实之间，同样存在着冲突。与纳粹对妇女从政和参与公共生活的厌恶心态相反，在整个第三帝国期间，纳粹当局动员了成千上万的德国妇女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发挥各种社会功能。尽管这些妇女对男权统治的纳粹等级体系的施政决策难以施加影响，但在草根层次上她们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德国妇女涉足了广泛的公共生活领域，也因其工作成果获得了比此前任何一个历史阶段都要多的公众承认。她们在各种机构中承担职责，负责若干纳粹妇女组织的运转，而这些妇女组织聚集了数百万名妇女。她们广泛和持续地参与影响数百万名妇女与儿童的宣传工作、社会福利事务以及教育活动，极大地促进了整个社会对纳粹妇女的尊敬，确立了她们的地位与能力。
如果说未来属于年轻人，那么纳粹就必须通过对年轻人进行训练和意识形态灌输为未来做好准备。这些年轻人将作为真正的国家社会主义信徒被培养长大，从而使他们愿意为了建立德意志民族共同体的伟大使命而牺牲自己的生命。希特勒青年团，在纳粹党长官巴尔杜尔·冯·席拉赫领导之下，就是承担这一重要任务的机构。到1934年，希特勒青年团的人数已经从10万人扩张到300多万人。1936年颁布的一部法律使希特勒青年团成为唯一合法的青年组织，所有年龄在10岁至18岁之间的男性必须加入。相应地，女孩们则由“德国少女联盟”（German Girls’ League）组织起来。这些机构使纳粹党对德国年轻人具有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影响。事实上，这一实践操作与纳粹意识形态关于家庭是社会基本单元的理想背道而驰。希特勒青年团要承担一系列政治、军事与社会功能。通过聆听演讲和接受纳粹理论家的思想灌输，年轻人在纳粹价值观与偏见的指导下成长。严谨的纪律、严格的训练、严密的组织化，为年轻人未来承担军队士兵和纳粹党员的角色做好了准备。起初，希特勒青年团有很多可以吸引年轻人的地方：理想主义和纳粹党领导层对年轻人的特别重视，使得这些组织的成员具有了某种目的感和使命感。这些青年组织对体育运动、远足徒步、长途旅行以及其他各种户外活动的重视，使其成为具有社会吸引力的组织。然而，希特勒青年团的发展也并非完全符合纳粹党的预期。当然，毫无疑问，它制造了许多忠诚的国家社会主义信徒，并且为纳粹军队准备了后备力量，但同时它也产生了一系列社会问题：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孩子想要摆脱父母的控制，而且他们从希特勒青年团那里学会了傲慢自大。希特勒青年团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因其行为放肆而格外引人注目，还有许多成员最终变得厌世和愤世嫉俗，社会上普遍存在的阶级意识，同样也可以在希特勒青年团中找到。
纳粹党试图对年轻人施加的控制，特别是对其自由时间和社会生活的控制，只是纳粹党企图对全体人民的生活进行完全控制的一部分。因为全能国家不允许社会生活领域出现真空，人民的闲暇时间和社会活动必须由纳粹党实施尽可能严密的控制。纳粹当局在1933年就已经开始取缔国家社会主义之前的各种俱乐部和社会组织或者将其纳粹化。这一行动，连同对电影院、剧场及新闻出版业的控制，使得纳粹党具有了对德国人民的社会生活施加实质性影响的能力。当纳粹充分利用无线电广播时，这种对人民在非工作时间的影响，最终延伸到了每一个德国人的家庭和住所中。纳粹党鼓励人们收听无线电广播，强制要求在大多数公共场所安装收音设备，同时大规模生产廉价收音机以供销售。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超过三分之二的德国人家中都有收音机。特定的娱乐方式，不管是音乐、喜剧，还是一般性的节目，都必须被限制在纳粹党同意的范围内。德国人大量的闲暇时间都被元首及其他纳粹党领导人的讲话、纳粹党的节目（特别是大型集会和游行）和古典音乐通过无线电广播占据。
在纳粹党的各种社会组织中最重要的一个是“力量来自欢乐”（Kraft durch Freude，KdF），这是由德国劳工阵线创立的大型组织。“力量来自欢乐”具有双重目的：一方面是控制人们的闲暇时间，另一方面则是使人们相信纳粹运动是真诚关心普通公民福祉的。本质上，控制人们的闲暇时间是其政治目标。然而，许多“力量来自欢乐”组织的活动确实是为了娱乐和放松而安排的。数百万德国工人阶级成员从这些活动项目中受益，使得“力量来自欢乐”成为第三帝国最受欢迎的组织之一。“力量来自欢乐”赞助了大量的交响音乐会、文化活动、体育运动、户外远足、成人教育课程、长途旅行，甚至以在工厂中举办展览会的形式丰富工人的文化生活。在这个组织的补贴下，这一系列活动项目要么完全免费，要么收费很低，尽管这些活动的部分费用间接来自工人们给德国劳工阵线缴纳的会费。
“力量来自欢乐”赞助的活动项目和这些活动的参加人数都高得惊人。仅在1938年，就有超过900万人参加了“力量来自欢乐”组织的旅游活动项目。纳粹党声称，仅仅在一年时间内，在大柏林都市圈的各个城市里就有3500万人参加了由其组织的各种活动。现在有比此前任何时候都要多得多的德国工人能够离开家去度假。历史上第一次，成千上万的人可以乘船到海外旅行。尽管这些活动由纳粹党策划，并且受到严密监控和严格规范，但大多数德国人似乎还是乐在其中。“力量来自欢乐”组织有一个未能兑现的承诺是给每一位工人提供一部廉价汽车，这个为人民制造汽车的想法来自希特勒本人。1938年，在“力量来自欢乐”组织的补贴下，一个新的汽车制造厂建立，生产所谓的“力量来自欢乐型汽车”（Kraft-durch-Freude-Wagen，KdF-Wagen），这就是今日的大众汽车。但该制造厂在当时很快转为生产军用汽车，普通德国人将不得不等到第三帝国覆灭之后，才有可能拥有自己的“力量来自欢乐型汽车”。
在纳粹的所有文化现象中，大规模群众集会最生动、最精确地表现出第三帝国的本质和意识形态。无论是在地方还是全国，群众集会就是全能国家的缩影。在这种大型活动中，成千上万的个人在心理上被凝聚成一个统一的、具有共同意识的整体。正如希特勒所描述的，个人被淹没在成千上万的群体中，共同陷入一种狂热与陶醉，这使得全体人员都对群体共同持有的绝对真理备加坚信。通过希特勒所称的群众煽动（Massensuggestion）的“魔法效应”，千万人的意志和力量注入了每一个个体，他们都将成为“民族共同体”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跟“力量来自欢乐”组织的活动及全能国家的其他文化方面类似，这些大规模群众集会都是精心准备和严密控制的重要事件，所有参加者遵循其预定的角色。在很大程度上，演讲者与普通参与者之间的互动仅限于鼓掌喝彩和其他对演讲的自发反应。纳粹党员都作为某个具体组织（德国劳工阵线、冲锋队、希特勒青年团等）的成员在特定的时间参加特别为其策划的活动。即使是计划内固定日程的各种会议，也并不是进行真正的议题辩论，做出决策。恰恰相反，这些会议的主要内容就是聆听纳粹党领导人的演讲。狂热情绪和民族共同体意识经常因为这些演讲的煽情本质以及精心操纵的心理氛围而被激发出来。大型典礼和准宗教仪式、各种飘扬的旗帜、泛光灯、火炬游行、瓦格纳风格的音乐与军乐，都被用来创造出特定的情绪煽动群众，实现对参加者的意识操纵。
纽伦堡的纳粹党年度集会是所有活动中最为气势恢宏的。纽伦堡之所以被选中作为这一全国性年度盛典的举办地点，是因其哥特式建筑与中世纪氛围，这些似乎都是völkisch文化的最理想体现。正是在纽伦堡城外，纳粹根据其统治需要建设了规模宏大的公共建筑，包括阅兵场、剧场及大型会议厅。在多次改扩建之后，最大的露天剧场可以容纳40万观众，最大的室内会议厅则可以容纳3万人。纽伦堡年度集会平均参加人数是50万，还有成千上万的纳粹党员经常参加个别的活动。关于这些集会的真实规模，我们从以下描述可见一斑：每当举行纽伦堡年度集会，都有数万人从全国各地到纽伦堡来参加庆祝活动，集会持续时间一般达一周之久。
当然，毫无疑问，元首始终是历次纽伦堡年度集会的关键因素和焦点人物。希特勒本人发表纽伦堡集会上的绝大多数讲话，他受到最多的关注，享有最高的荣耀。策划这些大型活动的目的似乎是使元首看到尽可能多的外部世界。甚至可以说，纽伦堡集会更多是为了向希特勒本人致敬，而不是为了国家社会主义的庆典。希特勒就是纳粹主义的最高阶教士，他为纳粹党旗帜行触摸礼赐福，用敬礼为纳粹追随者祝福，阐释纳粹主义意识形态，表达人民的意愿。更重要的是，在这些活动中，正是元首激发了大众宗教般的狂热和献身精神。在纽伦堡数十万人面前演讲，与此同时还有数百万人通过无线电广播同步收听，数百位外国记者在现场等候将他的信息传遍全世界，希特勒似乎已经将他的“救世主幻想”变成了现实。纽伦堡集会不仅明确体现了纳粹对völkisch文化与意识的理解，同时也清楚地向世界表明，全能国家毫无疑问就是元首的国家。